---中日空中第一仗
如果不把日本鬼子和德国佬 1914 年夏秋季节在我胶州湾水域所展开的空中对峙算进去的话，那么中日之间的最早的空战，当属 1932 年发生在我国苏沪一带上空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
话还得从头道来。日本海军为扩军备战，作为其“八.八舰队”主力战舰之一的“加贺”号，在大正 9 年（1920 年）起工建造，后因受华盛顿条约之制约，不得不改建成的后来人们所见到的航空母舰样式。昭和 4 年（1929 年），该舰正式列装。与“凤翔”号一起编成日本海军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为加藤隆义少将）。当时，这些航空母舰的标准配置是：中岛 3 式舰载战斗机 12 架（另有 3 架备份）、侦察机 6 架（另有 2 架备份）、中岛 13 式舰载轰炸机（实相当于攻击机）18 架（另有 6 架备份），合计 36 架（备份 11 架）。
中岛 3 式舰载战斗机
三菱 13 式舰载轻轰炸机
1932 年 1 月 28 日，“上海事变”爆发。2 月 2 日，第一航空战队编入第三舰队，并驶抵长江口外上海吴淞近海活动，矛头直指上海口岸，然进而直取“国都”南京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所在。第一航空战队的战斗机分队长是柳村义种大尉。与之同时，日本海军另在上海日占区虹口选址建造了第一个前进基地公大机场。并将大部分飞机移至陆地，主要任务是骚扰我军阵地。
凤翔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逼近长江口上海吴凇沿岸
所谓的“公大机场”，据说是利用一所高尔夫球场改建而成，也有说占用了原公大纱厂的地皮。该机场战后即遭废弃，并建造房屋渐多。如今早已融入到上海闹市之中。80 年代，笔者曾受人之托前往“寻踪”，终因不得要领而作罢。
后来进驻了三菱 96 式战斗机后的上海公大机场照片
同年 1 月 29 日，从长江口外日本“能登吕”号飞机母舰上起飞的 14 式 3 号侦察机开始窜入上海市区，对闸北区以及沪杭铁路投弹，这是中国领空首次遭到敌对国的空袭！
加贺航母所属舰载机飞行员初征上海前“击掌互勉”
2 月 2 日，日本海军又扩编了第三舰队，其势力包括“出云”号航母、“能登吕”号飞机母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
2 月 5 日，日本飞机又轰炸了市郊真如地区，我陆军高炮将其中一架 13 式舰载轰炸机击落，机上三人同时毙命。此乃中国陆军地面部队首次击落敌机。
同日上午 9 时许，中国空军第六大队大队长黄毓沛率领部下 17 人分别驾驶 9 架飞机（含容克斯 K-47 双座战斗机、LincockⅢ 式战斗机、钱斯.沃特 O2U-1/V-65C”海盗”式轻型侦察/轰炸机以及道格拉斯 O2MC-4 轻轰炸机），刚准备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转场至上海虹桥落地，在挂弹加油以后再攻击吴淞口外的日军舰船。忽闻空防警报长鸣，于是其中的 4 架战斗机起飞迎战，并在昆山一带上空与日海军 2 架（一说 3 架）由平林长元大尉带队的舰载轰炸机以及 3 架由所茂八郎大尉带队的舰载战斗机狭路相逢。
中国空军的美制道格拉斯 O2MC-4 轻轰炸机
中国空军的美制钱斯.沃特 O2U-1/V-65C”海盗”式轻型侦察/轰炸机
中国空军的德制容克斯 K-47 双座战斗机
我国当时曾经使用过的美国 O2U 轻型侦察/轰炸机（暂借取自美国海军照片）
我机旋即展开勇敢反击，但双方缠斗时间很短，而且双方的空战经验显然都还嫌生疏，所以基本打了个平手。其中 1 架敌机受伤，我方则有 2 人负伤。黄队长之胞弟黄毓铨新婚后刚刚归队到基地，见状后因急于升空辅佐兄长杀敌，匆忙之中竟又驾驶几分钟前由负伤者刚刚返航落地、还带着严重机械战伤（尾翼操作索断裂）的那架 LincockⅢ 型飞机再次出击，可惜飞机刚刚离开地面就摔了下来，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实在令人痛惜！
此番恶战，乃中日之间首次空中交手。虽无战果，却体现出中国飞行员不畏强暴、坚决抗敌的英勇气概。然何应钦却自南京来电通告中国空军不得再扩大作战影响，令我空军将士“对日海军决不（可）投掷炸弹。”
话说自 2 月 5 日发生空中冲突以后，我航空署立即着手将苏州改为前进基地，并集中了一批相对象样一些的飞机。目的是为了可以兼顾防守“国都”南京以及上海两大都市。
2 月 22 日，日本海军飞行小队长生田乃木次大尉率黑岩利雄三等军曹和武雄一夫一等兵，分别驾驶 3 架 3 式舰载战斗机，与以小谷大尉为首的另外 3 架 13 式舰载轰炸机组成联合编队，向沪宁沿线急袭而来。行至苏州附近上空，突然与波音公司来华推销波音 218 双翼战斗机（即 P-12 之原型机）的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不期而遇。这位正义凛然的美国朋友虽然势单力薄，却加大油门，决定积极迎战入侵者，并凭借其娴熟的空战技巧和新型飞机灵敏的操纵性，当即将日本飞行员小谷击毙在座舱中，但是，肖特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慷慨捐躯！
肖特先生原系美国陆军航空兵飞行员，1930 年开始受聘于波音飞机公司。此番来华，是专门为中国空军高层表演并推销这款新型飞机的。来华后，恰逢 1.28 事件发生，当目睹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之后，肖特早已摩拳擦掌，惟恐寻找不着战机。2 月 20 日，即其牺牲的前两天，其实他早已和日本鬼子在空中干过一仗。当时，这架机尾编号为 X66W、机身被漆成翠绿，双层机翼、机背和机尾都被漆成漂亮的乳白色的波音 218 飞机，刚刚组装完毕，并正从上海虹桥机场加满油，准备飞往南京举行飞行表演。途中，竟与从公大机场起飞的三架日机遭遇。经过近 20 分钟纠缠以后，3 架日本飞机中已有 2 架中弹负伤，故不得不抱头鼠窜。
肖特来华作飞行表演用的那架波音 218 飞机
中国空军参观来华的波音 281 战斗机（中方称其为波音 248）
有了这次空战经验，肖特灭敌的信心大增。2 月 22 日，他按计划随中国空军的 1 支 8 机编队从南京飞往新的前进基地杭州笕桥。可不知为什么飞行不久他就掉了队。在他独自飞往目的地的途中，第二次与日本海军 6 架飞机撞了个正着。后者正欲去苏宁一带侦察并顺道前往上海大场地区轰炸中国的步兵阵地。肖克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一推机头先朝脚下那 3 架 13 式舰载轰炸机展开了拳脚，其中的 1 架被他在 30 米近距离击中，飞机的中座飞行员小谷当场毕命,他的血一直溅到后面射手的防风眼镜上，飞机饶幸由前座驾驶飞回老巢。不料，此时的肖特却遭到从高处扑来的另 3 架 3 式战斗机居高临下的偷袭，并在肖特进入云层隐蔽时，他的波音座机不幸被日机击中，肖特进而转入低空撤退，但仍遭到日本飞机自 1,500 米外致命的一个长射。下午 17 时许，肖特连同其座机一同坠落在苏州东南郊外 10 公里处的吴县车坊乡高店镇浮槽港口水中，不治身亡。
肖特义士之墓（原状）
想不到为捍卫中国领空而牺牲的第一人，竟是一位洋人！
肖特牺牲时年仅 27 岁。中国空军为褒奖其大无畏精神，除追授他空军上尉军衔之外，还邀请来他的母亲及胞弟，以最高礼仪将他厚葬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上海市为此特地下半旗志哀。苏州吴县人民更建造了一座雪白的“赠上尉美国肖特义士碑”以资永久缅怀。……
据日本海军史料认定，这是日本海军首次取得战果的一次空战。
生田、黑岩、武雄（自左至右）等三人在杀害肖特后于 3 式舰载战斗机前狞笑留影
3 月 3 日，加贺号奉命停止战斗，两周后第一航空战队回归联合舰队，进入整训。8 月 22 日，第一批暂新的 96 式单翼舰载战斗机开始在上海市区上空露头。于是，老式的双翼战斗机渐渐退出侵华日海军的航空现役。这已是后话。
——武汉大空战追忆
代序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在中国战场、在中国的天空，于 60 多年曾前演绎出一场天地烈、泣鬼魂的惨烈空战。中国空军将士的浴血奋战，给了嚣张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以当头一棒！织就了一首气概壮山河、风雨招英魂的壮美的英雄史诗……
前言
自抗战以来，空中形势急转直下，至淞沪会战后，中国空军的飞机几乎耗尽，战力几乎归零。虽然中国空军提前向欧美订购了 363 架战机，无奈直到 1938 年的 4 月仅运进 85 架！根本无法满足战事的需要。
1937 年 10 月下旬，应中国政府的紧急请求，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军援，并派遣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抗战。首批苏联志愿航空队 254 人（即以基达林斯基指挥的轰炸机大队和以库尔丘莫夫指挥的战斗机大队）抵华。此后，兵力不断得到扩充，最多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之规模。到 1938 年 2 月止，苏联售与中国的飞机为 232 架，其中“伊系列”战斗机 156 架，“斯勃”型轻轰炸机 62 架，“特勃-3”型重轰炸机 6 架，教练机 8 架。苏联政府的援助对中国空军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得到及时援助的中国空军实力逐渐增长，至 38 年 2 月，我空军共有新旧作战飞机 390 架。其中战斗机 230 架，轰炸机 160 架。
武汉，1938 年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汉口飞机场
伊-16 型战斗机飞行员在作战前交代
斯勃-2 轰炸机在靠外力启动
其中战斗机大多为苏制伊-15 和伊-16 式。伊-15 系双翼飞机，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但速度较慢一些。伊-16 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单翼飞机，虽航速快，但机动性稍逊。通常两种战斗机取长补短、配合作战 。常常是伊-15 与敌机缠斗，伊-16 则通过俯冲，高速追歼。自从中苏空军联袂作战以后，士气高涨，而日本飞机损失剧增，致使日航空队基地被迫后撤 500 公里。
伊-153 战斗机挂油箱启动
伊-16 战斗机在苏联志愿航空队中
武汉，1938 年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们
1938 年 3 月，为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决定在南昌设第 1 路司令部，协同第 3、第 5 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 2 路司令部，协同第 4 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 3 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张廷孟、刘牧群、田曦三人则分任各路司令。调整后的中国空军结构更加合理、实力更加精干。不久，中苏两国空军勇士在武汉上空并肩作战，给予日本空中强盗以迎头痛击，打了好几个漂亮仗，这就是我抗战史上著名的“武汉大空战”。
我国腹地武汉，战略位置险要。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行政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门仍然驻扎在那里，成为我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集散地。在 1939 年之前，武汉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军政和经济的中心。
1937 年 12 月 13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作出了“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西、皖西、豫西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 的战略决策。
为确保武汉大会战的顺利进行，在南京沦陷前后，中国军事当局就已将空军主力主动后撤到汉口、武昌一线，并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始对飞行人员进行新引进苏式飞机的飞行培训。
武汉的空战中苏联志愿航空大队之一部
而日寇军事统帅在占领南京之后得意忘形，竟狂妄地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了中原大地，似乎就能让中国屈服。所以早在 1937 年的 9 月中旬，在调集主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就秘密策划了从空中进袭武汉三镇的详尽作战计划。企图通过对武汉的空中袭击，摧毁我军作战指挥体系、军事生产基地和空军机场等，达到瘫痪中国军队交通运输的目的，为下一步从地面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9 月 24 日，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 14 架 96 式陆上攻击机（可译为三菱工厂制造的海军 96 式中型轰炸机,设计代号 G3M）首次空袭了武汉。当天敌机的飞行高度为 2,000 米，并投下大量炸弹。26 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根据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来的专电，曾作过如下生动报道：
96 陆攻 G3M 轰炸机地面俯视图
96 陆攻轰炸机起飞
“……第一次空袭就把（武汉的）五井庙一带变成了陈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只有 6 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就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活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只脚，在无力地摆动着。但由于这些砖石很重，没有适当的工具是无法搬动他（它）们的。……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 10 分钟，就看到抬过去 120 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地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儿童的死亡数量非常大，大概是因为轰炸时他们多数都待在房子里……”。
而五井庙原是武汉人口密集的平民区，这里不仅没有任何军队驻扎，而且远离兵工厂。
在这次空袭中，汉口被炸死 51 人，在医院里又死去 22 人、重伤 194 人、轻伤 270 人；在汉阳被炸死 129 人，重伤 156 人、轻伤 194 人；在武昌被炸死 2 人、炸伤 1 人。武汉三镇总共死伤 1,019 人（这个统计数字仅限于空袭后第二天的数据，还未包括仍然活埋在建筑物下的受难者）。
1938 年，汉口大批房屋被日军炸成废墟
1938 年，汉口市政府被日军炸毁
由于当时中国空军之主力正在江浙一带作战，所以武汉市的空防力量相当薄弱，于是造成了武汉在日本海军航空兵连续数月的空袭中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1937 年 9 月 21 日，中国空军主力第四大队将剩余飞机统统移交给第五大队，而四大队原班人马急赴兰州接收刚刚转场运入境内的苏联飞机。1938 年初，装备了新飞机的四大队开始布防于武汉周边。同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陆续进驻南昌和武汉附近机场，使武汉的防空力量大为增强。
其后发生在 1938 年间的武汉大空战，应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著名的重要空中战役之一，其中最有名的三次空战分别发生在 2 月 18 日、4 月 29 日 和 5 月 31 日。
武汉空战中的中国飞行员们
二一八空战
话说 1938 年的 1 月 4 日，日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 23 架攻击机，在第二联合航空队 13 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大举进袭武汉地区，中、苏飞行员并肩起飞迎战，结果宋恩儒中尉、张若翼少尉和苏联飞行员科路白不幸殉职。
同年 2 月 18 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风平浪静。日本海军轰炸机 12 架，在 26 架新型九六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分别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起飞，在安徽和江西交界处交会后，组成一支 38 架的大编队，沿着长江向武汉一路奔袭而来（据笔者考证，国内文献另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出动 15 架攻击机；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 11 架战斗机掩护 12 架轰炸机空袭了武汉……）。
96 舰战战斗机准备起飞
下午一时许，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接报后，大队长李桂丹急令下属第 21、22 和 23 三个中队，即刻起飞迎战。第 22 飞行队（队长刘志汉）的 11 架伊-15 式双翼战斗机和第 21 飞行队（队长董明德）的 10 架伊-16 式单翼战斗机，在李桂丹大队长的亲自率领下勇敢升空迎战。与之同时，驻守在孝感机场的第 23 飞行队（队长吕基淳）的 8 架伊-15 战斗机也同时起飞进入武汉上空配合作战。
李桂丹，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第 23 飞行队队长吕基淳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空军第 4 大队组建于 1936 年 10 月，原驻周家口机场，次年 8 月 14 日，在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赴华东抗日前线。同日，该大队在杭州与日机首次交锋，一举赢得 6 比 0 的光辉战绩。此后，第 4 大队又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但不幸的是，11 月 21 日那天，当高大队长正准备率队紧急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飞机突然抢先飞临机场上空。一炸弹片穿进高志航的身躯，高大队长当场英勇献身。高牺牲后，李桂丹接替了大队长的职务，并将第 4 大队更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讨回血债。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空中的情况：负责掩护的第 21 飞行队首先在汉口机场的西北方与敌人的 10 架飞机遭遇，并立即投入战斗，进入高度约 4,000 米。随后，第 22、23 飞行队也在武汉上空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空战。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对峙，双方数十架飞机恶战在武汉三镇上空。高度从 5,000 米到几百米，上下翻飞，相互缠斗，场面蔚为壮观。
这次恶战大约进行了 12 分钟，我军以击落敌机 11 架，己方仅损失 5 架的代价大获全胜。敌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饮弹坠机身亡，然我方大队长李桂丹上尉、飞行中队长吕基淳上尉、飞行员巴清正少尉、王怡少尉和李鹏翔中尉等 5 人均为国光荣捐躯。飞行员张光明的座机被击中 29 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地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巴清正，空军第四大队第 22 队队员
此次空战，被我击落之敌机坠落地点分别如下：
由飞行员刘忠武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附近；赵茂生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和青山之间；信寿撰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黄陂和汉口之间；杨孤帆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东湖附近；柳哲生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 5-6 公里处；董明德、刘宗武、杨孤帆和柳哲生合作击落的 1 架敌机坠毁于仓子埠附近；马汝何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的黄花劳附近；刘志汉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 10 余公里处的戴家山附近的水塘里；张明生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北段；吴鼎臣击落的 1 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约 15 公里处。此外，我高炮部队还击落敌轰炸机 1 架，其坠落于东湖后面。
二.一八武汉大空战取得 11 比 5 的战绩，是自首都南京失守以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一边倒的伟大胜利。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21 日，武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和游行，以“庆祝空捷，追悼国殇”。这次空中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也更加激励了广大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
2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的唯一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该短评指出：
“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 11 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
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公祭殉职的五位空战英雄。……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当天送达的挽联上写道：
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
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第 18 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人也送挽联一幅，上面写道：
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
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1938 年 2 月，周恩来、郭沫基和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在武汉的合影
这些激昂文字表达了我党对献身抗日的空军英烈的无限崇敬和悼念之情。
此外，会场内还摆放着我党领袖毛泽东及第 18 集团军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汉口代表邓颖超以及孟庆树等个人送来的花圈。
21 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题为“向空中英雄致敬”的两封致敬书。它们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邓颖超等我党领导人投书的。
一时间群情激昂，全国民众争相传议，“气氛相当热烈”。
四二九大空战
日本天皇的诞辰之日，又叫“天长节”，它定于每年的 4 月 29 日。
日本海军为了向天皇老子献媚，急忙调来海军“左世保”第 2 航空队,计划于“天长节”当天对武汉再次实施空袭。4 月 20 日，日本 1 架双座侦察机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时被我击落，在摔死的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 1 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这一重要情报，这使中国空军能够提前做好迎战准备。我方决定将主要兵力事先部署在武汉周围，以较优势之兵力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来个瓮中捉鳖，但日军并不知晓这些情况。与此同时，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也秘密转场至孝感机场附近，待机行事。
29 日午后 2 时 30 分，由日本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小园少佐率领的 27 架（笔者注；据日本战史出版物记载应为 28 架，国内一些权威文献也有 18 架之说的）96 式舰战（可译为三菱 96 式舰载战斗机，代号 A5M）和由棚町少佐带队的 18 架（国内文献也有 24 架甚至 27 架之说，很可能系误传）“96 式陆攻”轰炸机，合计数十架敌机气势汹汹地沿长江一路进发、向我武汉猛扑而来，企图轰炸我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我空军第三大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和第五大队（大队长董明德）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 19 架伊-15 式战斗机，加上从南昌赶来的苏联志愿飞行队的 45 架战斗机，合计 64 架，旋即进入迎战势态。
96 陆攻 G3M 轰炸机飞行前地面维护
我方的战术分工是：以速度相对较大的伊-16 式战斗机用于保卫城市上空，主要任务是消灭入侵之敌轰炸机；而机动性相对较强的伊-15 则巡徊在武汉东北郊上空，主要任务是对付掩护敌轰炸机的战斗机。
2 时 45 分，敌 96 式战斗机抢先窜入武昌空域，在 3,000 米之下的武汉三镇，300 万军民不顾自身安危，纷纷上街，“引颈东望我机群迎战的空域”，以示声援与关注。入侵之敌当即遭到我军四大队空中健儿的迎头痛击。
武汉市民仰头观看空战的情形
而由棚町少佐指挥的 18 架 96 式轰炸机，在 9 架 96 式战斗机的直接掩护下，猖狂窜至汉阳上空准备投弹。但见我地面高炮火力凶猛，故在仓促投弹后立即调头逃窜。此刻，正撞上守候在孝感至黄冈一线的苏联飞行队，后者逐与随轰炸机群一起逃窜之日本战斗机展开了激战。不久，中国空军第三、第五大队也及时杀到，将敌空中编队团团包围。
96 陆攻轰炸机编队
这场鏖战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我方共计击落敌机 21 架，其中轰炸机 10 架，战斗机 11 架。
这些敌机分别坠毁在孝感、黄冈、梁子湖、东湖、徐家棚、青山、段家店、椹家矶（第一个字实应该是：言字旁加一个甚字）、洪山、武昌东郊、纸坊、豹子邂（最后一字应该是：三点水加一个解字）、汉口和长江沿岸。日寇飞行员被毙 50 余人！2 人跳伞后被我军生俘。此役，我军损失战斗机 12 架，伤亡 5 人。
在四二九空战中，我国空军健儿表现最为英勇的飞行员叫陈怀民。
年仅 21 岁的陈怀民驾驶着刚刚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6 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直捣敌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之中央，凭着一腔热血，左拼右杀，不到五分钟，就击落一架敌机。
他的大无畏精神，立即引起了鬼子们的注意。一时间，他那架墨绿色的战机马上成为日本战斗机的众矢之的，马上就有五架 96 式战斗机蜂涌而上，令其陷入重围。
突然间，敌人 7.7 毫米机关枪弹击碎了他的座舱和尾翼，而他负伤的胸口也顿时血流如注。弃机跳伞也许可以保全性命，但他不愿就这样离开苦斗中的战友，他决心与敌人拼搏到底。
油门杆被他血迹斑斑的巨手推向最前位置，伊-16 如同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径直向其中一架敌机猛扑过去。忽听轰然一声巨响，年轻的陈怀民怀着民族的义愤，肉弹成仁，与敌寇同归于尽。一时间，龟蛇山麓为之动容，滔滔扬子江为之恫哭！
然而就在半年前，当日军出动 300 余架飞机大举空袭南京时， 陈怀民曾驾驶 2405 号“霍克Ⅲ”型飞机，协同战友们一起与敌搏斗，结果我机共击落敌机 1 架，击伤 4 架。但在战斗行将结束前，陈怀民被 4 架日机团团包围，在奋勇冲杀过程中，他的油箱被敌机击中起火，于是不得不迫降长江，导致鼻梁骨骨折。伤愈后，母亲劝他先把婚结了、以传继家属香火。但陈怀民怕结婚后增加心理负担，影响作战，还是违拗了母亲的心愿，早早归队驾机重返蓝天。
霍克Ⅲ 型战斗机，抗日初期中国空军主力战机
2 月 18 日，日机偷袭武汉，陈怀民随队长吕基淳由孝感飞赴武汉应战，座机被敌击中，不得已跳伞落地，腿部负伤。4 月 10 日，他驾机飞台儿庄执行低空侦察任务，在返航途中遭遇日机，孤军奋战，驾驶自己的座机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再次跳伞成功。几次死里逃生的作战经历，不仅没有使陈怀民胆怯，反而更锻炼了他倔强善战的性格。……
笔者于 16 年前，曾满怀敬意、面对面地采访过烈士的后裔陈忠教授。从而了解到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情况：
当时的航空委员会，曾特地派出五名代表前往位于汉口市前花楼笃安里 10 号的烈士家中进行抚慰。烈士之父陈之祥先生为有这样英勇的儿子而自豪，他慷慨陈词曰：
“怀民之死，颇得其所，惜其为国，尽力太少。”
烈士之慈母，则每日以泪洗面，夜夜扶门而盼儿归。烈士牺牲的那一天，母亲特地买好四只儿子最喜欢吃的柑橘等他回来，不想母子却竟成永诀！
陈怀民撞机后曾经翻身出舱准备跳下，却不料伞衣被烈火燃着，身子自 3,000 米坠落，直插江心……许多百姓闻讯后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多时，直到 6 月初，遗体才从淤泥里浮出。人们从他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烈士生前留着准备交给母亲作为日用开销的一枚大洋。
陈怀民烈士
陈怀民的母亲用儿子遗留下的降落伞，缝制了一条被单，始终带在身边，欲教子孙永志不忘。
据说，祖籍山东的陈怀民少尉在其二年的飞行作战生涯中，曾经先后击落 3 架、击伤 4 架敌机。他至少二次受伤迫降，有一次跳伞后被树枝挂住，造成重伤，眼球也差一点掉出来。但他事后对人说：
“打仗就不能怕死，我上了天就没有想到要回来，否则，作战中就会挫伤自己的意志。”
被陈怀民烈士撞死的日本二等飞行兵叫高桥宪一，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来自他家乡的书信，这是他年轻的爱妻美惠子充满厌战情绪的家书。信中充满了一个独守空门的女人凄凉、孤独的心情和对丈夫的绵绵缱绻之情。
烈士陈怀民的胞妹陈难（空战前原名陈天乐）据此含泪于 5 月 31 日给报界写了一封“致美惠子的信”。信中以活生生的事实，严正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并以中国人民宽大的心胸，对美惠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不久，香港《读者文摘》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并刊出，并促成她们互相建立起通信联系。一时间，这两位妇人的通信内容牵动了亿万民众的心。武汉各报很快相继刊登，并被我战时电台译成多种语言，向全球进行广播。此举成为战时的一段佳话，它演绎出一则中日人民共同声讨法西斯罪恶的生动故事，并引起日本军方的极大恐慌。
陈难与哥哥陈怀民烈士
在美惠子给其丈夫高桥宪一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做了飞行士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凄的日子。所以我时而快乐，时而悲痛，内心深处尽是在哀泣着。……家里的人无限挂念着你。因为如此，所以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想）死并不是名誉的事（作者注：因为高桥一度想到过自杀）。我是乞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去尽你的职务……。”
在陈难给美惠子的长信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正如你信上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高桥也无故地牺牲了’。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地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不仅有痛苦的牺牲。这在活着的你是会加倍地伤心啊！这种伤心纵有千万人来安慰你，但怎能安慰着你的心呢？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是值得歌颂的战争。这意义完全和贵国不同。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
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如同关怀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带一点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可以为这个信念而努力……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武汉市江岸区陈怀民路
此次大空战，是自抗战以来，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并在空战中击落敌机架数最多的一次战斗。次日，冯玉祥将军赋诗一首以纪念此次空战。他在诗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
“……尚有飞将因机伤，猛冲敌机同落地，
前生承认同归于尽，壮烈牺牲神鬼气。
合计打落 21 架，残敌零星狼狈去。
万众欢腾大拍掌，庆我二次大胜利。
青年空军诸将士，赤胆神威真无比。
气概壮山河，百战皆胜利。”
同日，我党《新华日报》在武汉再次发表短评，文章中说道：
“……全国的民众，应向英勇的空军将士致崇高的敬礼！我们飞将军的奋勇建功，消灭了许多敌机，鼓励了前后方的军民，更坚定抗战的信心，使第二期抗战能够更顺利地发展。同时，我们更应为英勇牺牲的将士默哀。今天我们应以庆祝“2.18”空军大捷的热烈，来庆祝这个空前的空战大捷，应用更多的力量，来救济遭敌机狂炸的同胞。而当局和民众，更应协力改善防空设备，保障民众的安全。”
武汉 1938 年 5 月 1 日，武汉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全民抗战
五卅一空战
1938 年 5 月 31 日，发生了武汉大空战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空中战斗。
是日上午，日本海军第 12 航空队又派出 36 架战斗机，掩护着 18 架“96 陆攻”轰炸机，向武汉三镇发动了再次袭击。
由于我军再次事先洞察到敌寇之动向，所以早已调集中、苏空军守伏在武汉周边空域。当天凌晨，驻南昌的号称“正义之剑”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事先将 21 架伊-15 和 10 架伊-16 型战斗机、以超低空高度转场至武汉地区。待敌机临近时，即行起飞并抢先爬升到 1,500 米高度，担负起打击敌战斗机的任务；而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则派出 4 架伊-15；四大队派出 8 架伊-15 以及 6 架伊-16 战斗机，盘旋在 2,400 米高度，构成了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专职掩护苏联飞行队的行动，同时又负责打掉敌人的轰炸机。
中午 12 时左右，敌大型编队窜入武汉空防警戒区，也许已察觉到我方有所准备，所以立即大转弯向东飞去，且战且退。然而为时已晚，我伏击编队当即奋勇追击。苏联飞行员金加耶夫第一个取得战绩，将一架敌机击落。飞行员古匹科则在子弹打完以后，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抱定杀身成仁之志，欲以自己飞旋的螺旋桨去撞击敌机，结果成功地将一架敌机的机翼切断，敌机打着圈子一头栽到地面。而古匹科却以高超的技术操纵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古匹科因为在中国战场先后击落过 7 架敌机，所以后来被苏联政府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当战斗结束时，中、苏混合编队总共击落敌机 14 架，它们分别坠落于聂口、横店和董家湖一带（注：其中的聂字应带三点水偏旁）。而我方仅损失2架（而且其中的一架是因机械故障造成失速才坠落的）。
武汉保卫战中立下赫战功的我国空军
“与碧流长空，共垂不朽”
庆祝武汉空战大捷之游行
武汉地区的三次大空战，我方分别以 11 比 5、21 比 12、和 14 比 2 的“战绩比”赢得了一边倒的胜利。不可不谓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从而成为自抗战以来，在中国上空战果最为丰硕的一场空中战役。三战三捷的武汉大空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6 月 1 日，我党借《新华日报》一角，呼吁发起全国性的航空救国（购机）募捐活动，并要求优秀青年踊跃加入空军，“以（实际行动）回答暴敌狂炸”。
1938 年 7 月，为保卫武汉，妇女献金的场景
武汉儿童在宣传献金救国
6 月 5 日上午，在汉口市总商会礼堂，为武汉大空战中牺牲的四位飞行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代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亲临会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和写着“义薄云天”的横幅， 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4 个大字。此外，朱德、彭德怀等党中央代表也敬献了花圈。
1938 年，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与郭沫若在武汉火车站留影
蒋介石手书的大幅挽联悬挂在礼堂两边。挽联上分别写道：
“搏斗太空，非成功即成仁，无负十年教训；
生死常事，唯为国不为己，永怀万古云霄”。
国民党大员于右任、孔祥熙、何应钦、陈诚、白崇禧、李济琛等人均摆放了自己的挽联。
会后，继续举行了各自的家祭，各路党政军代表及学校、民众团体纷纷前往致祭。肃穆而隆重的吊丧活动一直进行到下午 5 时以后，参加者不下两万人。蒋介石曾在活动结束前前往会场致哀、鞠躬行礼。
如果要对武汉大空战作一个最好的总结，不妨借用 6 月 28 日发表在我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的短评中的一段话：
“自战事中心转移至长江以来，我英勇空军成了阻止敌舰西犯、保卫大武汉的主要力量。”……“我飞将军英勇的战斗意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正可以与碧流长空，共垂不朽！”……“全国同胞应向殉国的飞将军与整个空军表示最大的敬礼！并且学习空军英雄们的精神，去参加他们贡献了自己生命的事业，用我们的血肉结成保卫大武汉的长城。”
后记
此次空战后，中国空军为阻止日军沿长江进犯上游，故积极出动飞机轰炸江中之敌舰及芜湖、安庆等日军前进机场。仅 6 月份一个月内，中、苏两国空军就一共炸沉日军各种舰船 30 余艘、炸毁地面敌机 20 余架。7 月 8 日，中、苏空军连续五次联手轰炸了芜湖、安庆等地敌军前进机场以及长江中的敌舰，共炸毁地面敌机 20 余架、重创敌舰 10 余艘。
日军为了报复，仍不断对武汉进行空袭。7 月 12 日，日军派出飞机 67 架空袭武汉，投下炸弹 100 多颗，炸死炸伤我军民 600 多人！7 月 16 日，日军飞机 42 架再次空袭武汉，由于情报的迟到，造成中国空军仓促起飞应战，故只有 4 架战斗机升空，直接在机场上空与日机展开激战。战斗中共击落日机 1 架，自己也损失 1 架。等到后继机队赶到，敌机早已逃之夭夭。
同年 8 月份，中、苏空军继续轰炸九江、安庆等地长江中的日舰，先后炸沉 9 艘、炸伤 23 艘。由于作战中的损耗，中国空军实力锐减。为保存实力，减少损失，驻扎在武汉地区的中、苏空军部队在敌机大群来袭时，采取了避警疏散的方法，这也是过去教科书上常常写到的所谓“消极抵抗、驾机逃命”的说法，其实今天看来还是有其商榷的余地。
不久，苏联志愿飞行队也转移至衡阳一线。10 月 12 日，日军占领战略要地信阳，斩断了平汉铁路，使武汉受到严重威胁。10 月 24 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10 月 25 日，武汉全面沦陷。
武汉在 1938 年 10 月被放弃前，街上站满了抗战鼓动者和士兵
10 月 24 日，也就在武汉失守的前一天。大约下午 2 时许，担负长江两岸炮台要塞弹药供给和长江巡防任务的中山舰，正由金口赤矶山开往汉口，突遭 6 架从江北窜来的日机袭击。舰长萨师俊当即下令还击，共击落敌机 4 架（？），但仍无法阻止敌人的疯狂进攻，于是造成一代名舰沉没江中的大耻。
1938 年秋，一代名舰中山舰在金口遭敌重创沉没
此后的中、日空战，逐渐移向南方。……
——苏联航空志愿队
说起抗战中外国对华援助，军迷们对德械师和飞虎队，87，88 师血战淞沪，新一军新六军克服密支那都是津津乐道。却没有几个人谈起在德国顾问团被严令回国而日本用着美国卖的的钢铁造武器打中国的最为艰难的 37 年至 39 年，中国军队地上跑的坦克，天上飞的飞机是谁支援的。我们应该记得在面临东西两线德日两国威胁的战略重压下，在全世界或抛弃中国或遗忘甚至隔离中国的情况下，是苏联人民提供了宝贵的军火维持中国的抗战。不谈之后中苏政治的事事非非，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时的帮助，即使这种帮助并不是所谓“无私的国际主义的”。
小猫谨以这篇小文纪念那批比飞虎队更早奋战在中国上空，用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生命击碎遮天蔽日的旭日章的苏联勇士们。
苏联航空志愿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1941 年）苏联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 叫法很多，通常称“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志愿航空队”、“苏联志愿援华抗日空军联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自 1937 年 9 月至 1941 年 4 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为止，苏联航空志愿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累计派出 1,200 多架飞机，2,000 多名志愿飞行员，同时有 211 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牺牲。
航空志愿队来华的国际大背景
随着日本在亚洲崛起，中国成为西方与日本亚洲角力的重要一环和主要战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拥有很多重要的可供出口的战争资源，而自身的工业经济军事实力都极为薄弱，迫切需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因此在 30 年代，中国一度成为西方最好的武器出口市场，但随着 31 年开始日本开始通过军事政治外交手段逐步将中国变为其独享的势力范围，迫于日本的压力，德意等国先后停止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尤其是德国在 1938 年最终抛弃多年以来的中德合作关系，撤走在华军事顾问，宣布对华武器禁运。而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受制于国内的和平孤立主义，明知在华利益迟早会被日本损害，却只奉行虚弱无力的“不承认主义”，公开宣布对华实行“免疫隔离”政策，只敢在国联看着日本人离去的背影骂骂大街。中国突然由西方的宠儿沦为西方弃儿，国际环境空前恶劣。
1932 年，凤翔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逼近长江口上海吴凇沿岸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形势上的最高统治者蒋总统最终迫于各方压力，暂时收起了奉行多年的“反共反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始半心半意但有模有样的与共产党一起准备一致对日了。但作为国际博弈高手的蒋总统却不得不面对一群昨天还和蔼可亲信誓旦旦现在却背过脸去的昔日“朋友”，大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悲哀。中国急需外援，但是谁能在世界遗忘背弃中国的时刻伸出援手呢？
后来进驻了三菱 96 式战斗机后的上海公大机场照片
幸亏一个被中国遗忘多年的“老朋友”还记得中国。当 1927 年国民党政府从国父的“联俄联共”跳到空一格常凯申公的“反共反苏”之后，中苏由朋友一下变成了敌人，之后的中东路事件更是发展到断交开战的地步。但是蒋介石和斯大林都是外交现实主义者，过去的仇怨可以很容易因为当前的需要而迅速“遗忘”。日本自苏俄建国开始就参加对俄武装干涉，登陆过海参崴，直到 1925 年干涉才结束，随后日本在满州的侵略与苏联在蒙古的扩张正面相撞，两国在满蒙边境上陈兵对峙。日俄战争的旧仇，武装干涉的新恨，加上日德防共协定和日本国内“北进派”的叫嚣，这一切让斯大林深切的感受到对日战争的巨大危险。苏联需要联合中国遏制威胁日本，因此自德日防共协定签署后，苏联不断对中国抛出橄榄枝，在西安事变中又成功阻止中日妥协，促成国共合作对日抗战。国民党蒋介石虽然依旧对苏联心存提防，但也开始采取对苏友好动作，积极调整对苏关系。
在中苏不断接近时，中日调整邦交会谈却最终破裂，国府终于只剩下苏联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七七事变之后，苏联加紧拉拢国府，是唯一公开表示将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蒋虽在外蒙以及中共问题上心存芥蒂，更明显感觉“”倭俄均于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语出《蒋总统秘录》），但最终在八一三之后的 8 月 21 日最终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协定》，取得了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后最大的外交成果，也取得急需的苏联援助。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苍南县档案局）
对华援助的最终敲定，不单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也极大的改善了苏联战略环境。援华阻止了中日妥协，迫使日本长期被托在中国战场不能以中国之资源准备对苏开战。苏联对华援助，是斯大林二战前采取一切手段拖延战争，避免两线作战，取得战略缓冲区的一系列动作的重要一步。
但是给予支援并不代表会与中国一起对日开战，国府在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失败后，保证将抗战到底。这个问题上不是国府是漫天要价还是真的相信苏联会对日宣战，苏联援华的目的实际很明显，就是在日本对苏宣战前，用中国的力量保卫苏联。这和之后美国援华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苏联虽然明确表示不会参战，但是却迅速的开始了军事援助。9 月中旬，第一批援助的轰炸机运往中国。插一句，这批轰炸机应该是蒋总统点名要的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远程重型轰炸机 TB-3，可惜日本人对这批飞机“重点照顾”，迅速予以了摧毁。11 月底，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到任，这一职务的第四任是 1940 年底接任的崔可夫。从 1938 年 1 月签订第一批 5,000 万美元贷款协议到 1939 年，苏联共提供三次对华贷款共 2.5 亿美元，中国通过向苏联提供钨、羊毛、茶叶偿还。对比同期美国人买 18,000 万多盎司白银，给了 9,400 多万美元，倒是卖给日本人 910 万美元军火，苏联人是在是对中国太好了。
航空志愿队来华的战争背景
相比与地面作战屡战屡败，抗战前期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在装备差，组织体系混乱的不利条件下，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令人惊叹的胜利。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首次见识了日军海陆空联合进攻威力的中国军队，在之后对日作战中，中国陆军苦于日军的空中支援，加上陆军建设失衡，缺乏防空部队，不得不单纯依靠空军驱逐机部队来为地面部队提供有限空中掩护。同时，日军作为最早的采用恐惧轰炸战术的国家，利用其陆攻机和重爆部队对中国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战略轰炸，意图通过恐怖轰炸来瓦解中国人民抵抗意识。空军部队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各大城市执行防空任务。
中国空军参观来华的波音 281 战斗机（中方称其为波音 248）
在各兵种的技术兵器水平上，中国空军在 1938 年前与日军的技术差距是比较小的。霍克，波音 281，CR.32，还有后来的“斗士”，这批飞机的性能与同期日本的 3 式舰战，95 式舰战，96 式舰战相比，整体差距不大，部分技术数据还具有优势。但是问题是，与日军军机的巨大数量相比，我军的数量劣势难以弥补，而且由于飞机型号复杂，技术保障难以进行。
日本 Ki-27 战机
96 式舰载战斗机
A4N1 中岛九五式舰载战机
同时，中国空军飞行员总人数少，经不起消耗，而且技术参差不齐，除个别王牌外，大部分飞行员连最基本的技战术动作都不熟练，加上导航地勤等方面存在大量问题和不足，中国空军的非战斗损失极为惨重。
繁重的任务，巨大数量劣势造成到八一三上海战役结束后，中国空军虽然创造了不少骄人的战绩，但自身也基本将飞行员和飞机消耗殆尽，能够作战的飞机只剩下不到 40 架，而在八一三之后在上空创造骄人战绩的空战英豪乐以琴、刘粹刚、高志航等人也先后牺牲。到 1937 年 11 月上旬，负责保卫南京的空军第三第四大队只剩下 7 架可升空作战的飞机。中国空军实际已经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如果没有外来的技术兵器和人员补充，中国空军也可能像海军一样从此沉寂。
一路颠簸和首战南京
9 月中旬， 在苏联空军内秘密征召的飞行员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挑选，其中有 SB 和 TB-3 轰炸机的机组。不过怎么把飞机弄到中国却成了个问题。
SB-3 的发动机散热器改为腹部进气口，减小了阻力
外国援华物资运入中国虽然没有美英对苏援助的北极护航战那样大的名声，但是难度一点不差。国人津津乐道的驼峰航线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滇缅公路的修建和为其开通而进行的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也是旷日持久，艰难异常。与被迫取道云南的美援相比，苏联对华援助可以方便的通过蒙古运入，但是空军战机的运输却是困难重重，为此中苏付出不小代价。
DB-3 远程轰炸机
TB-3 重轰
当时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斗机先被拆解，由汽车经中亚运往中国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重新组装后，由中苏飞行员驾驶飞往兰州。轰炸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一路转场飞行的行程始于阿拉木图，经过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最终抵达黄河边的兰州结束，另一路则由伊尔库茨克起飞，越过蒙古高原飞往兰州。10 月 22 日，首 批225 架飞机抵达迪化，同时到达的还有苏联两个飞行志愿大队，成员共计 254 人。而中国空军驱逐机司令兼四大队长高志航则挑选率 20 名优秀飞行员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助的飞机。为了迅速回援上海，高志航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线航线。不幸的是， 6 架战机在强行穿越六盘山时毁于狂风暴雪之中，机毁人亡。 11 月，第一批苏联志愿队的地勤人员进驻迪化和兰州，帮助中国飞行员改装和熟习苏制飞机，并开始担负兰州的防空任务。在高志航的要求下，苏方将原定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 3 天。
已涂上中国空军标志的 SB-2 机队
1937 年 12 月 1 日，首批苏制 I-16 战斗机 23 架，在大队长 Г.M.普罗科费耶夫的带领下到达南京机场。当天便 5 次升空作战，仅在傍晚的一次空战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就击落敌机 5 架，俘虏日军飞行员 4 人，己方损失 2 架。对苏联志愿飞行队的首战，国内资料之间有个小小的出入，那就是这首日的五次升空作战是在转场结束后还是包括了转场途中的有待考证。
机场上的中苏飞行员
不过从小猫在《拉贝日记》上查到的相关记述来看，这批苏联飞机至少不是在转场飞越南京上空与日军作战的，因为我个人更倾向于苏联支援航空队是在转场结束后再与日军作战并击落日机的（拉贝日记 12 月 1 日的记述“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听到了 3 次防空警 报，但没有空袭。韩（湘琳）说，他看见 20 架崭新的中国飞机朝西边飞了。”）第二、三天苏联航空队又连续作战，三日内击落敌机的数量已经达到 20 架左右。其中 12 月 2、3 日的作战也被拉贝记入日记“（12 月 2 日）我们今天听到了 3 次警报。投掷了炸弹，发生了多次空战。据说空战时击落了 3 架日本飞机。（12 月 3 日）我们今天经历了数小时的空战。”
I-16 Type 10
苏联航空队带队的 Г.M.普罗科费耶夫（也有译为帕拉卡费耶夫）是“苏联英雄”和金星勋章获得者，他接替了在凉州因事故殉职的库尔丘莫夫的职务。就像 13 年后苏联派往朝鲜战场志愿中朝军队的空军部队一样，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中有大量飞行员曾在西班牙内战重参战，作战经验丰富，技战术水平较高。此后在南京上空几乎每日都有空战爆发，但是面对蜂拥而来的日本空军，支援航空队和补充了新式 I-15/I-16 的中国空军仍显得寡不敌众，从拉贝日记和 12 月 6 日 7 日大批日机整日在南京外围淳化镇阵地轮番轰炸的战况来看，中国空军的抵抗充其量只能鼓舞一下中国军民的士气，远远不能取得制空权。
中苏地勤人员维护 SB-2，准备下次的出击
12 月 1 日同天到达南京另一机场的，还有 M.Ф.马琴副大队长率领的 20 架 SB 轰炸机。次日，轰炸机大队长基达林斯基和副大队长 M.Ф.马琴分别率机轰炸了停泊在上海附近长江入海口处的日舰和日军在上海修建的飞机场。
而在 12 月 4 日，日本航空队从北平起飞轰炸兰州。其时日本海军 1 联空木更津航空队 11 架三菱 96 陆攻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经山西五台、宁夏银川、甘肃靖远一路摸到兰州，被 I-16 战斗机一番攻击后逃走。
G3M2 九六式轰炸机
南征北战，三家店、武汉与芷江的光辉岁月
随着 12 月 12 日南京的陷落，南京附近的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被迫撤出，转场到南昌附近的三家店机场。三家店机场是当时中国空军最主要的基地，号称“中国最大，亚洲第一”。此后直到 1938 年 8 月 4 日日本出动 2 批计 27 架飞机用一百多枚炸弹破坏了三家店机场，中苏空军被迫撤出为止，三家店一直是中苏空军最主要的基地，而南昌上空也成为中苏与日机主要的空战战场之一。所谓“四大天王”中的“红武士”潮田良平和南乡茂章分别在 1937 年 12 月 22 日和 1938 年 7 月 18 日毙命于南昌上空。自 1938 年 2 月至 8 月的南昌空战，中苏空军出动上百架次，共击落击伤日机 20 余架，自身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武汉，1938 年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汉口飞机场
在以南昌为基地与日军连日厮杀的同时，武汉也已成为中日空战的中心战场。驻防武汉和孝感的中国空军第 3、4、5 航空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与日本空军多次接战，1938 年 1 月 18 日面对来袭的 32 架日机，中苏空军一举击落其中 12 架，重创敌军，之后更创造了二.一八，四.一九，五.三一等战果辉煌的空中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还首次在中国上空进行了撞击作战。
伊-16 型战斗机飞行员在作战前交代
撞击作战是作风凶悍视死如归的中苏飞行员在弹药耗尽或飞机受伤时屡屡发动的最后一击，中国空军王牌陈瑞钿日后也在武汉上空驾驶“斗士”撞击日机，而苏日哈拉哈欣河战役中苏军更是多次在空中发动撞击作战。日后在太平洋用“神风”吹得美国人闻风丧胆的日本鬼子在中苏勇士面前只有挨撞的份。
斯勃-2 轰炸机在靠外力启动
在五.三一作战中苏联飞行员金飞行员 AA 古宾科在落单、子弹耗尽后，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抱定杀身成仁之志，欲以自己飞旋的螺旋桨去撞击敌机，结果成功地将一架敌机的机翼切断，敌机打着圈子一头栽到地面（这点存疑，有资料称被古撞击的日机迫降汉口机场）。而 AA 古宾科却以高超的技术操纵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因成功进行撞击作战并在中国空战中累计击落 7 架敌机，AA 古宾科被苏联政府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整个武汉空战中苏联志愿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 62 架，击伤 9 架，地面击毁 16 架。
日后因为飞虎队和中日双方举行 “洽降会议”闻名于世的湖南省怀化市市郊的芷江机场，在 1938 年 8 月实际还未完全竣工的情况下，就成为了新近由阿拉木图飞抵中国战场的苏联支援航空队“正义之剑”（Карающий меч 小猫开始被误导，以为这是苏联志愿航空队其中一个大队的名字，查了俄国文章才确认这个就像飞虎队一样，是对整个志愿航空队的爱称）的基地。
伊-153 战斗机挂油箱启动
伊-16 战斗机在苏联志愿航空队中
武汉，1938 年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们
1938 年 9 月中旬，面对 18 架来犯日机，6 架苏联志愿航空队飞机在芷江人民面前不负众望，以干净利落的 3：0 教训了日本侵略者，送 9 名日本鬼子去见了阎王。自当年 10 月机场竣工后，苏联志愿航空队以芷江为基地参加了武汉、南昌、广州等城的保卫战，多次袭击日本陆、海军的机场、码头和阵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战斗中 4 名苏联飞行员先后遭到日机突袭，壮烈牺牲，把一腔青春热血抛洒在中国的土地上。
志愿航空队取得巨大战果的原因分析
苏联志愿航空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了巨大的战果，从 38 年至 40 年 5 月间就参加超过 50 次大规模作战，其中 15 次有确切战果，共计击落日机 81 架，炸毁 114 架，炸毁舰艇 14 艘重创 7 艘，炸死炸伤日军超过 400 人。中国空军在崩溃的边缘得此强援，重整旗鼓战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最终撑到了形式天翻地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肩作战的大好形势。
武汉的空战中苏联志愿航空大队之一部
为什么中苏联合空军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以下几点：
首先，苏联志愿航空队与其他的西方志愿者不同，他们为中国带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空军体系。实际在中国上空，苏联志愿航空队不是最早的外国志愿者，国府空军作战序列中也曾经短暂地出现过由法国、德国、美国、荷兰志愿者组成的空军第 14 队，但是在 1938 年 3 月即宣告解散；1938 年 6 月，中国驻法大使曾经秘密招募法国籍飞行员组成空军第 41 队，但是在同年 10 月就撤销番号，人员全部解聘。由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和民族性，美英法等国不乏富有国际主义的有志青年，但是志愿者的组织大都比较松散，散兵游勇难成大气。如一战“拉法耶特飞行队”，二战中美国赴英助战的飞行员。与此不同，苏联的外援军团是国家政治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部队组织严密，后勤保障体系也完备的多。因此苏联的外援部队在西班牙，中国，后来的朝鲜战场都有上佳表现。
国府虽然很早就通过外购进行空军建设，但是国内的航空技术水平较低，外购武器的技术保障跟不上，之前的霍克和之后的斗士都或多或少有技术问题无法解决，而苏联援华与此不同，双方签订的合同包括比较完整的支援体系，航空器材，备件还有技术保障样样不缺，大到发动机小到子弹带。别小看这种备件和技术支援的作用，后来中国空军使用“斗士”因为子弹与枪膛和抽壳系统不相配，付出不小的甚至是血的代价。同时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还在兰州等地建立了专门的航校，引进了与 I-16 配套的 UTI-4 教练机，使得中国空军对苏制 I-16\I-15 有了比较好的了解和掌握，飞行员素质也大有提高。与同期陈纳德在昆明的航校相比，苏联航校的教学更正规效果也更好。其他如最早在中国建立战场预警观察体系等，都极大的帮助了中国空军的建设。
其次，在为中国空军建立完整的空军体系的同时，苏联方面也将几乎己方全套的飞机搭配移植到了中国。与西方在卖飞机前还要降低性能相比，这时的苏联没有卖给中国“猴型”武器，而是把自己的主战武器全拿了出来，不止是驱逐机，对地轰炸机，远程轰炸机，侦察机教练机等一样不少。中国空军由此有了比较正规的装备体系，不需要再像过去使用自主改装的型号进行如对地支援等任务。当然，苏联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国际主义。就像苏德意在西班牙所作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很大程度是一只带有实战实验性质的部队，担负着检验本国装备和战术的重要任务。志愿航空队积累的经验后来在苏日哈拉哈欣河和卫国战争中都大放光彩。作为当时苏军主战装备的 I-152/I-16 本身代表了苏联驱逐机的最高水平，在面对日本 Ki-27 和 A5M 时不落下风，基本扭转了之前中国空军使用“霍克”、CR-32 等的装备劣势。而在对地攻击和远程轰炸中，SB-2\DB-3 都有上加表现，在西班牙战场大放异彩后再次证明这些飞机的优秀。
96 舰战战斗机准备起飞
不过在后期日军投入 A6M 零战后，苏制 I-16/I-152 明显过时，即使是苏联人后投入的新式 I-153 也同样被完全压制。中国空军的装备劣势一直维持到美国援助的 P-40 乃至 P-51 来华后才有所好转。但这不能怪苏联，国府确实有要求购买 LaGG-3，MiG-1 等先进机型，苏联并未同意，将这些实验定型中代表苏联航空工业机密的飞机卖予中国确实难以接受。这里小猫还是要趁机批评一下英法美，英法美卖给中国的飞机交付拖延，基本无技术支持和后续改进服务，而且要求现款购机，价格还明显有趁机太高的嫌疑。对比苏联销售中国武器的价格比国际市场还要压低 20%，难怪连一直反苏亲英美的顾维钧先生都在怀疑苏联动机的情况下，承认苏联人卖的便宜。
中国空军的 P-51D
再次，苏联排除了经过仔细挑选的优秀人员来华，与美国志愿队部分受金钱利益驱使不同，苏联飞行员完全是凭着意识形态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来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与后来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在组织和指挥方面的摩擦不断相比，中苏当时虽然有比较大意识形态差异，语言文化也互不相通，却是在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合作。无论是解决语言问题，还是防止通过出具证明保证落地飞行员的安全，乃至志愿飞行队与驻地附近中国居民的亲密关系，都让人感到了中苏在共同敌人日本的威胁下形成的战斗感情。当然，与后来飞虎队飞行员普遍技术高超相比，苏联飞行员虽然经过精挑细选但平均战术水平确实和日军有些差距，初期加上指挥失误，缺乏经验，损失比较惨重。但在一批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有经验军官的指挥下，志愿航空队的战术水平和战果都迅速提高。由于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更好，苏联志愿人员逐步担任了要求比较高的对地攻击和远程奔袭任务中的大部分。
苏联援华清单
中苏三期贷款共计 2.5 亿美元，至于三期贷款的中国的实际动用额，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是 173,176,000 美元。就当时购买军火的费用来说，这一数字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偿还贷款数额来看，还应加上年 3% 的利息，计 28,603,000 美元。本金加利息总计 201,779,000 美元。此应为中国偿还苏联的债务。
此外，我国对抗战初期苏联援款还有 4.5 亿美元的说法，苏联新近也有此说（苏方另有 5 亿美元的说法），但都缺乏详实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除公认的 2.5 亿美元贷款，究竟是否还有 2 亿美元贷款，有待今后历史材料的发掘。
第一期贷款协定于 1938 年 3 月 1 日在莫斯科签订，数额为 5,000 万美元，年利率为 3%。贷款偿还日期自 1937 年 10 月 31 日起（中国此时已收到苏联提供的军火援助）分 5 年均等进行，偿还时包括已提供商品额的利息。这一协定是分三笔合同来实现的：
第一笔合同在 1938 年 3 月 3 日签订，自 3 月 5 日至 6 月 10 日履行。苏联提供军火总价值为 29,726,631 美元。中方所得军火为：
飞机 CB 62 架（单价 110,000 美元，总价为 6820,000 美元）
飞机 И-16 94 架（单价 40,000 美元，3,760,000 美元）
飞机 И-15 62 架（单价 35,000 美元，总价 2,170,000 美元）
飞机 YTИ-4 8 架（单价 40,000 美元，320,000 美元）
飞机 TB-3 6 架（单价 240,000 美元，总价 1,440,000 美元）
预备发动机零件 6,530,000 美元（含备用发动机、飞机及发动机之附件及零件暨特种器材，中方资料为 653,079 美元）
特种汽车 421,000 美元（原文为特种汽车，应为译文有误，中方资料为汽车运输起动装置器、汽油机器等）
预备武器及全副弹药 6,960,437 美元（中文称为备用武器及飞机上战斗设备 40 套，但亦为 6,960,437 美元）
坦克 T-26 82 辆（连同无线电设备，坦克单价为 21,302 美元，总价 1,746,764 美元）
预备发动机、零件及修理车 374,076 美元（中方资料称为修理厂，应为修理车）
高射炮及电引车及连接器材与各种高射仪器 374,076 美元
高射炮 76mm 20 门（中方称为 76 公厘 1931 式高射炮，单价 20,000 美元，总价 400,000 美元，中方资料另有备用炮膛 40 副，单价 1,500 美元，总价 60,000 美元，苏方资料中缺）
反坦克炮 45mm 50 门 （单价 7,000 美元，总价 350,000 美元）
反坦克炮弹药箱 100 个 （单价 1,425 美元，总价 142,500 美元）
马具 182 副 （单价 198 美元，总价 36,036 美元）
军用仪器 311,800 美元
大炮及坦克弹药 3,178,810 美元
中方资料中有另有 T26 坦克牵引机及 3A、3ИИ 两种挂车 582,387 美元，苏方资料中没有。
如外加上述器材组织费（各项器材组织使用费用，为总值 2%）594,533 美元，合计为 30,321,164 美元。
第二笔合同于 1938 年 3 月 11 日签订，自 3 月 15 日至 6 月 20 日履行，苏方提供军火总价值为 7,976,700 美元。中方所得军火为：
马克西姆-托加莱机枪 500 挺（单价 180 美元，总价 90,000 美元）据说马克西姆-托加莱机枪（Maxim-Tokarev LMG）是一种马克西姆结构的轻机枪，当然比标准的马克西姆机枪便宜，但还是比较笨重。马克西姆-托加莱机枪（Maxim-Tokarev LMG）是德克恰廖夫式机枪（DP 机枪 ）装备前的过渡产品，因为原帝俄军队没有轻机枪。到40年时候就不是正是装备了。
马克西姆机枪 300 挺（单价 600 美元，总价 180,000 美元）
德克恰廖夫式机枪 1,100 挺（据说分为两种，500 挺一种，600 挺一种，我查到的资料都是单价为 225 美元，但有资料称这是 1,100 挺的平均单价，总价经本人汇总汇为 247,500 美元）说苏军是每个班一支德克恰廖夫式机枪（DP 机枪 ）
机关枪枪弹 1,000 万发（每千发 25 美元，计 250,000 美元）
野炮 76mm 160 门（单价 6,580 美元，总价 1,052,800 美元）
榴弹炮 115mm 80 门（单价 12,000 美元，总价 960,000 美元）
反坦克炮 37mm 80 门（单价 1,330 美元，总价 106,400 美元）
76mm 野炮炮弹 16 万发（苏方资料称为 75mm，应为翻译错误或苏方资料有误，单价 13 美元，总价 2,080,000 美元）
115mm 榴弹炮炮弹 8 万发（单价 30 美元，总价 240,000 美元）
37mm 反坦克炮炮弹 12 万发（单价 3 美元，总价 360,000 美元）
步枪子弹 1,000 万发（每千发 25 美元，计 250,000 美元）
上述军火铁路运费 202,892 美元，轮船装载费为 40,167 美元，组织费仍为军火总值 2% 即 159,534 美元，合计 8,379,293 美元。
第三笔合同于 1938 年 3 月 22 日签订，自 3 月 25 日至 6 月 27 日履行。苏方提供军火总价值 6,287,969 美元。中方所得军火为：
飞机 И-15 60 架（单价 35,000 美元，总价 2,100,000 美元）
飞机 YT-1 5 架（单价 19,500 美元，总价 97,500 美元）
飞机全副配件、预备发动机及各种零件 3642,469 美元
汽车 3ИC-5
400 辆（单价 1,120 美元，总价 448,000 美元）
外加铁路运费、轮船装载费、包装费、修理工程队派遣费计 3,443,251 美元（中方资料更为具体，原文如下 248 架飞机之航运 953,724 美元计、232 架飞机整套武装设备及特种汽车运输工具与飞机发动附件等之铁路运输，共用货车 1,198 辆计 233,247 美元，汽车运送 И-15 式飞机特种包装费及由铁路运输其他飞机之包装费计 749,676 美元、И-15 式 122 架与零件及十大飞机上武装设备用汽车运输之运费 1,195,489 美元、400 辆汽车开运费 10,416 美元、129 节火车运送坦克车之运费 27,967 美元、炮兵财产由铁路运费计 244 节火车之运费计 87,932 美元、飞机武装设备 30 套、坦克车及炮类各装两轮之搬运费 40,253 美元，修理队派遣费 54,547 美元，可以看出这是包括前二笔贷款的相当费用），组织费 125,759 美元，合计 9,856,979 美元。
三笔合同累计，中方实际用于购置军火费用计 43,991,300 美元。运费及行政费（组织费和派遣费）4,406,602 美元。剩下 1,602,098 美元为苏联军事专家生活费。这三项费用的统计结果，中方和苏方有差别。原因主要在于军火本身的费用计算不一样，中方为 43,991,300 美元，苏方为 43,293,221 美元。但扰对双方资料分析，苏方失误可能性较大。因为：1、苏方有漏掉项目，如第一笔合同中中方有预备炮膛 40个 ，每个 1,500 元，计 60,000 美元，苏方则没统计。2、苏方有名数错误，如第一笔合同中马具应是 182 副，而不是 182,000 美元。如果是 182,000 美元，则与苏方所说第一笔军火价值27,057,000 美元不符。3、中方统计细致，象第二笔合同中马克西姆机枪 800 挺，但价格有两种，一种单价为 180 美元，另一种单价为 600 美元（估计有新旧之分），中方单列统计，十分清楚，德克恰廖夫机关枪也有两种价格，同样是分开统计。另外中方验收人员亦多。王叔铭、蔡庆华、夏天、全铎、余人翰、刘唐领等人参加接收，杨杰又“详细核对无误”，故出错可能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贷款包括了二十个苏械师的装备，每师装备每师 115mm 榴弹炮 4 门，76mm 野炮 8 门，37mm 反坦克炮 4 门，重机枪 15 挺，轻机枪 30 挺，由于与中方期望相去过远，特别是在机枪上面，所以杨杰和伏罗希洛夫进行反复谈判，伏罗希洛夫以现代师编制小，机动灵活为理由拒绝，不过从军火数目上可以看出苏方在这方面略作让步。中方要求的 100 架重轰炸机亦未到位，只给了6架老式的 TB-3 轰炸机。这些武器实际上是先给军火后签订协议，大部分物资在合同签订前已运到中国。
第一期贷款共动用 48,557,436 美元，剩余 1,442,564 美元转入第二笔合同动用。
第二期贷款协定于 1938 年 6 月 27 日签定，数额也是 5,000 万美元，偿还期限从 1940 年 7 月 1 日起共分 5 年。第二期贷款协定是由 2 笔合同来履行的：
第一笔合同于 1938 年 7 月 3 日签订，已待期限自 7 月 5 日至 9 月 28 日，总额为 27,172,541 美元，中方所得军火为：
预备发动 M-100 60 个 （单价 15,150 美元，总价 909,000 美元）
飞机 CB 80 架 （单价 110,000 美元，总价 8,800,000 美元）
CB 飞机全套装备 8 套 （单价25,314 美元，总价 273,000 美元）
шKAC 机枪 120 挺 （苏方连同装备单价 742 美元，总价 89,040）
机枪全套配件 10 套
汽车 M-25 46 辆 （中方资料为 M-15 式飞机发动机 46 台，单价 6,500 美元，总价 285,200 元）
德克恰廖夫机枪 1,500 挺（单价 225 美元，实价 337,500 美元）
马克西姆-托加莱夫机枪 500 挺（单价 180 美元，总价 9,000 美元）
反坦克炮 37mm 100 门（总价 813,400 美元，另有工具零件修理工具及附件 4,900 份，价格 200,000 美元）
野炮 200 门（中方资料无此项）
机关枪弹 2,000 万发（苏方资料为步枪子弹 20,360,000 发，每千发 25 美元，总价 509,000 美元）
汽车 3ИC-5 200辆（单价 1,175 辆，总价 235,000 辆）
汽车 3ИC-6 100 辆（单价 1,470 美元，总价 147,000）
中方资料中另有 37mm 炮弹 490,000 发，单价 3 美元，总价 1,470,000 美元，76mm 炮弹 160,000 发，单价 13 美元，总价 2,170,000 美元，115m 榴弹 46,861 发，单价 30 美元，总价 1,405,830 美元，战斗机各项零件修理用具装备材料及甲板等 758,823 美元，运输机各项备用零件修理用具装备材料 1,286,755 美元，达阿式、派凡式及舒卡司式机关枪在飞机上使用之子弹连同子弹带 1,140,867 美元。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方资料有 И-15 飞机 100 架（也有苏方资料为 120 架），单价 35,000 美元，总价 3,500,000 美元，И-15 飞机附带装备 10 套，单价 14,300 美元，总价 143,000，И-15 飞机零件 158,296 美元。
第二笔合同签订于 1939 年 6 月 20 日，数额为 19,409,773 美元，履行期限自 6 月 25 日至 9 月 1 日，中方所得军方为：
飞机 дB3-2M87 24 架
дB3-2M87 飞机全套装备 3 套
飞机 CB 36 架
CB 飞机全套装备 4 套
飞机 И-15BИC 30 架
И-15BNC 飞机全套装备 3 套
飞机 И-16（带 4 挺机枪） 20 架
И-16 飞机全套装备 2 套
飞机 И-16（带炮） 10 架
И-16 飞机全套设备 1 套
飞机发动机 83 个
机关枪子弹 510 万发
中方资料欠缺，以苏方资料为准。
这两笔合同军火总价值为 46,582,314 美元。中方对此统计为 51,442,564 美元。其差额 4,860,250 美元，应为运输、行政费用。
第二期合同共动用 51,442,564 美元（其中 1,442,564 美元为第一期剩余）。
第三期贷款协定于 1939 年 6 月 13 日签订，数额为 1.5 亿美元，偿还日期从 1942 年 7 月 1 日起，分 10 年付清。第三期贷款由四个合同来履行：
第一个合同签订于 1939 年 6 月 20 日，数额 12,936,885 美元，履行期限自 6 月 25 日至 9 月 1 日。中方所得军火为：
各种型号和能量的飞机炸弹 15,370 颗（中方资料为 16,500 颗）
高射炮弹 14,400 发
飞机机关枪子弹 191 万发
反坦克炮 37MM 200 门
山炮 76MM 50 门
马克西姆机枪 1,000 挺
手提机关枪 3,000 挺
马克西姆-托加莱夫机枪 400 挺
步枪 5 万支
步枪子弹 1 亿发
各种口径和型号炮弹 50.2 万发
汽车 3ИC-6 100 辆
汽车 3ИC-5 400 辆
此批货物中方资料欠缺，只有杨杰提及为火炮 250 门、炮弹 50 多万发，机枪 4,400 挺，子弹 1 亿发，步枪 50,000 支，卡车 500 辆，航弹 16,500 颗，总价 18,622,024 元，远不如苏方详细，以苏方资料为准。
第二笔合同在 1939 年下半年签订，数额为 6,860,459 美元。这笔贷款主要是苏联用来帮助中国在伊宁办航空学校的，其中 3,474,459 美元用来购置军事物资，余下 3,386,000 美元用于房屋设备、仪器、机场、射击场等。根据这笔合同运往中国的军火为：
飞机 YT-2、M-11 15 架（单价 39,500 美元，总价 582,500 美元）
YT-2M-11 飞机全套装备 4 套 （中方资料为 2 套，单价 22,350 美元，总价 44,700 美元）
飞机 И-15BИC 8 架 （中方 И-15 Buc，单价 35,000 美元，总价 280,000 美元）
飞机 YTИ-4 4 架 （单价 40,000 美元，总价160000美元）
飞机 CB 10 架 （单价 110,000 美元，总价 110,000 美元，中方资料另有飞机整套零件 1 套，总价 15,214 美元）
飞机 P-10 8 架 （单价 81,700 美元，总价 653,600 美元，中方资料另有飞机整套零件一套价值 2,350，CB 机学习用之舱位 2 个，单价 5,000 美元，总价 10,000 美元）
飞机 И-16 8 架 （单价 40,000 美元，总价 320,000 美元）
飞机发动机 11 台 （中方资料为 M-103 飞机发动机 6 台，单价 15,150 美元，总价 90,900 美元，M-11 式发动机 5 台，单价 4,350 美元，总价 21,750 美元）
载重汽车 гA3-AH 8 辆 （单价 1,710 美元，总价 13,680 美元）
载重汽车 3И-5 6 辆 （中方资料为 3uc-5 载重汽车，单价 1,175 美元，总价 7,050 美元）
小汽车 M-1 6 辆 （单价 3,060 美元，总价 18,360 美元）
载客大汽车 гA3-AH 2 辆 （单价 4,465 美元，总价 8,930 美元）
防疫车 4 辆 （中方称救护卫生车，单价 4,400 美元，总价 17,600 美元）
拖拉机 4 台 （中方资料称 CT3 牵引车 2 辆，单价 4,190 美元，总价 8,380 美元，цT3 牵引车 2 辆，单价 6,130 美元，总价 12,260 美元）
起动车 2 辆（中方称为汽车用始动车 2，单价 2,800 美元，总价 5,600 美元）
第三笔合同的情况下，当时手续未办，而先向中国提供了军火。提供时间自 1940 年 11 月 25 日至 1941 年 6 月。军火细目如下：
勃郎乌格宁机枪 1,300 挺
高射炮 250 门
子弹 3,700 万发
高射炮弹 30 万发
拖拉机 20 台
飞机 CB 100 架
飞机 и-153 76 架
飞机 и-16 65 架
飞机 и-15 9 架
飞机全套装备 23 套
炸弹 14,600 枚
炮弹 18,000 枚
汽车 3иC-5 300 辆
石油产品 3,313,000 美元
崔可夫所列武器清单略如不同，具体如下：
（1）飞机：最新出口快速中型 SB 式双发轰炸机 100 架，最新 И-16 式驱逐机 75 架，И-153驱逐机75架。以上三种机共 250 架，并附有 10 次作战用之装配，各种炸弹数量较少，只供三次作战之用，因中国已能自制。
（2）大炮：76MM 野炮 200 门，装甲炮拖 200 套，炮弹 20 万发，高炮 50 门，其中 76mm 者 20 门，附炮弹 3 万发，37mm 者 30 门，附炮弹 7 万发。
（3）机关枪：轻机枪 800 挺，重机枪 500 挺，子弹 1,800 万发。
（4）车辆油类：载重三吨之汽车三百辆，汽油、机（油）若干，现尚不能举出确数。
此笔合同共发现中方资料。
该笔军火货单和认偿债务书是 1944 年 1 月才由苏联政府交中国政府的。而合同是在 1948 年 3 月 17 日补订的，军火价格按合同签字时价格计算，为 49,520,828 美元。
第四笔合同情况与第三笔一样，因货单及认偿债务书迟送，手续当时未办，而先提供军火，价值为 1,123,235 美元。该合同在 1945 年 3 月 17 日签订，价格亦按当时行情定的。这笔军火提供时间在 1941 年 6 月以前。
军火细目如下：
飞机 YT-2 2 架
飞机 YTи-4 2 架
飞机发动机 21 台
机枪子弹 16,700 发
石油产品 107,200 美元
这笔合同亦未发现中方资料，以苏方资料为准。
第三期贷款的后二笔合同额与中方统计相同，但前 2 笔合同有差异。第一笔合同中方统计为 18,622,024 美元，比苏方统计多 5,685,139 美元。根据第一期贷款三笔合同中中苏统计差异情况，此差额可能为运输、行政等费用。第二笔合同中中方统计为 3,909,725 美元，比苏方统计少 2,950,734 美元。此项差额疑为中方漏计，或打入第一笔合同款额内，因为苏方对此项款额记载详细，为航校房屋建设、机场、靶场等费用，出之有据，故一般不会有错。
尽管中苏双方对前 2 笔合同统计数额有异，但对动用第三期贷款总额的计算却基本一样。中方精确到十分位为 73,175,810.36 美元，苏方精确到千位为 73,176,000 美元。还需要指出的是，按苏方上述 4 笔合同额统计，只为 70,441,407 美元，其与 73,176,000 美元的差额（运输等费用），显然在最终统计时加了进去，而未在统计中反映出来。
---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部队在中国（1937-1946）
（NB：我正在从事关于中国旧空军的历史写作，发现除了光辉的英雄战斗历史外，中国旧空军也有该文中提到的种种不认真的制度弊端，颇有共鸣，即便对现在也有此感，是此将某些原始资料编译为中国航空历史同人共览。）
1937 年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始。国民党政府空军部队在抗战期间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并得到同盟国的大力支援。与大名鼎鼎的美国援华“飞虎队”相比，苏联援华的志愿航空队名气就小了许多。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苍南县档案局）
沃特 V-65“可赛”侦察机 （US COAST GUARD）
抗战前夕中国的航空工业是相当落后的，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自己也无设计能力，所需飞机都要从外国进口。1934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总金额为 370 万美元的 132 架飞机和 14 台飞机发动机 等零配件，次年再订购了 250 万美元的 81 架飞机和 80 台发动机。致使中国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航空产品客户，进口总额占了美国飞机出口总额的 20%。中国 空军的轰炸机部队主要装备诺斯罗普 2E“伽玛”轻型攻击轰炸机，该机在 1936 年引进 24 架，并进口 24 架份部件在杭州飞机制造厂组装，此外就是柯蒂斯 A-12 “雪莱克”攻击轰炸机。二者都拟用于直接战场 支援，总之这两种飞机作战半径短，有效载荷小，2E 仅能载 550 公斤炸弹，A-12 才 200 公斤。 中国空军当时装备的侦察、观测机也可执行轰炸任务，如沃特 V-65“可赛”侦察机和道格拉斯 O-2MC 。1932 年至 1936 年间国民政府共采购 82 架沃特 V-65“可赛”，后又在杭州按许可证生产。抗战开始中国就共有约 600 架作战飞机，其中有 305 架战斗机，其余为轰炸机和侦察机。按国际标准划分的中型轰炸机在中国就可以归类为"重轰"，这样的飞机也不超过20架，都编入空军 8 大队下的三个中队。空军 10 队装备意大利萨弗亚.马基蒂 SM.72 三发运输机，该机的引进颇有意思。1935 年夏墨索里尼派该机贵宾运输型到中国展示，并在稍后赠送给了蒋介石 作为专机，后来中国又订购并自己组装了 6 架。SM.72 虽然是军用运输机，但也可以装炸弹实施轰炸。可惜的是抗战期间，SM.72 因保养维护不力，只 能执行运输任务。原属广东空军的第 19 中队装备了 1935 年购买的 6 架亨克尔 He 111A-0 双发轰炸机。空军 30 队有非常好的装备——美国马丁139WC， 该机于 1935 年购买 9 架，1937 年 2 月首批 6 机散件抵达上海装配，并用于人员培训。
诺斯罗普 2E“伽玛”轻型攻击轰炸机
道格拉斯 O-2MC
He 111A-0
1937 年 8 月中旬，8 大队抽调 13 队到南昌接收在本地航空工厂装配的 4 架 SM.81B 轰炸机。在战争开始时，日本 陆航和海航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超中国空军。中国空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取得重大战绩的同时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抗战爆发第一周的时间内就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中型轰炸机。在 1937 年大部分的 SM.72 被炸毁于地面。1937 年 8 月 25 日，攻击在狮子林和云潮滨地区的日本军舰的行动中，19 中队的两架 He 111A 被击落，后又有 1 架亨克尔在汉口上空被一己方霍克 III 战斗机误击击落。1938 年 2 月，所有 SM.81B 在两天 之内被日机摧毁于地面。最终中国空军被迫将全部剩余轰炸机撤出日军行动半径范围之外，日本战斗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到 1937 年秋，日本军方认为 已将中国空军完全摧毁。
萨弗亚.马基蒂 SM.81B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使情况改变了。1937 年 8 月 21 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在翌年 3 月，中国获得 5,000 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1938 年 7 月和 1939 年 6 月签订的协议 又新增 5,000 万和 1.5 亿美元。
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请求苏联直接派遣有经验的飞行员到中国参战。9 月中旬， 在苏联空军内秘密征召的飞行员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挑选，其中有 SB 和 TB-3 轰炸机的机组。他们的飞机拆解后运到到阿拉木图，在那里装配 并飞往中国。转场飞行的行程始于阿拉木图，经过莹莹，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最终抵达黄河边的兰州结束。
转场航线的第一位指挥官是著名试飞员 Kombrig A.Zalevskii。阿拉木图基地由阿列克谢耶夫指挥。在一系列中国境内的转场机场 上也有部署了苏联地勤人员，包括气象，无线电，维修等专业技术员。乌鲁木齐基地的指挥员开始是 Moiseev，后来是 A.V.Platonov。古城 机场指挥员 A.V.Politiken，肃州-格拉济林是 Glazyrin，凉州是 G.I.Baz ，兰州是 V. M. Akimov。第一批 10 架 SB 轰炸机于 9 月 17 日飞往中国，24 日又转场 16 架，27 日 5 架。所有 31 架飞机据记录，当时组成了 一个完备的轰炸机中队。援华志愿队中的飞行员中有 22 个 SB 机组，5 个 TB-3 机组和 7 个 DB-3 机组。
援华飞行队的 SB-2 轰炸机
SB-3 的发动机散热器改为腹部进气口，减小了阻力
苏联也刚装备的新型 DB-3 飞机刚开始并未移交给中方，用作快速运输服务的，每架 DB-3 可载 11 名乘客或同等货物，同 DB-3 一起投入 该航线运输的还有 TB-3 与 ANT-9。10 月初两架 DB-3 从设在沃罗涅日的第 11 航空旅抵达莫斯科，还有两架从在莫尼诺的第 23 航空旅抵达莫斯科。 这些飞机在 39 号工厂轰拆掉了炸弹挂架，取而代之的是辅助油箱。在 10 月下旬沿莫斯科-恩格斯-塔什干-阿拉木图航线转场。当他们抵达塔什干时发现有足够的剩余燃料，于是直飞阿拉木图。但抵达这个城市后，在夜色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四架 DB-3 分别降落在不同 地点，指挥官 Kaduk 在一平坦地面降落，Lomakin 和 Ul'yanov 机组降落在另一处，飞行员 Dorofeev 迫降在距阿拉木图 70 公里远的山脚，机腹受损，起落架强度是 DB-3 早期型的薄弱点。10 月 18 日其中一架 DB-3 首飞中国，飞行员奉命运输设备和一桶乙基液以供应肃州支队。但飞机没有飞至指定地点，在哈密中途降落，左侧起落架折断。第二天第二架 DB-3 运载机械员，无线电报务员，各种设备，工具和备件飞往中国，23日该机由于迷航迫降在昂兴州东北约 70 公里的一处地点，结果是损坏了起落架，螺旋桨和发动机整流罩。
DB-3 远程轰炸机
在飞行员极不熟悉航线的情况下，苏联空军仍不断派出轰炸机编队。苏联空军司令 Ya.I.Alksnis 不断催促，他几乎每天都用加密电报“轰炸”阿拉木图，10 月 13 日：“为了不浪费时间，立即派出第一梯队 SB，特别指令 10 架……”；10 月 14 日：“第一梯队的延迟起飞是让人难以理解和难以忍受的！”……诸如此类电报不停，直到编队出发。
第一批 SB 轰炸机在 N.G.Kidalinskii 和 M.G.Machin 的指挥下于 1937 年 10 月中旬飞向中国，机群分为 I.Kozlov 和 P.Murav’yov 编队批次，和一个单飞的 N.Litvinov 机组共 21 架轰炸机，只留下了担任战斗机编队领队的飞机（苏制战斗机没有完善的导航设备，只能由轰炸机引导飞往中国）。所有飞机的炮手位塞满了零部件和弹药，炸弹舱也载弹 600 公斤，当然是未装引信的。10 月 20 日首批 7 架 SB 安全降落乌鲁木齐，其中一架着陆时轮胎破裂被留在机场更换轮胎。从乌鲁木齐起飞时，Zakharov 的飞机又出现故障，其余五架飞到肃州。10 月 24 日第一架 SB 到达兰州，到 26 日兰州已经接收 9 架飞机。编队每天向莫斯科报到飞机的最新位置，此次飞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已涂上中国空军标志的 SB-2 机队
尽管当时苏日不时有边境冲突，但两国还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进入中国境内的部队必须要保持相当的低调。能进入中国参战的人员都是苏军中的精英，经过了慎重的甄选和补充训练，为了掩盖部队中政委的身份，都给他们冠以各色头衔，如党委书记 Rytov 就是“首席领航员”。开党组织会议时要中国人保密，任何局外人闯入，会议就会马上变成“技术性讨论”。所有人员身份都保密，甚至在莫斯科都有命令不准许市民谈论此事，但这也无法改变苏联人与中国人之间很大的人种外貌差别。同时日本人在中国的情报网络运作很有效，而且 SB，I-15，I-16 等苏制飞机并不是什么保密的型号，在莫斯科军事游行和米兰及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中早就抛头露面过，两国对此只是心照不宣。虽然如此，飞机渡运中国时还是去掉了任何国家标记。
10 月 30 日的情况是：在阿拉木图仍有 8 架 SB，乌鲁木齐市两架（其中 1 架损坏），九架在兰州市，两架在肃州，两架在昂兴州（一机为 I-16 战斗机编队引导机），此外八架刚飞离出乌鲁木齐，总共 31 架。10 月 22 日 6 架 TB-3 重型轰炸机从阿拉木图起飞。这些飞机已被苏军用了大约一年，其中四架来自前面提到的第 23 航空旅，两架从罗斯托夫飞来。与苏联飞行员操作的 SB 不同，这些 TB-3 将移交给中国，苏联飞行员仅参加运送和作教练。从阿拉木图起飞的 TB-3 每架弹舱内挂载了十枚 FAB-1000 炸弹，机翼下两枚 FAB-500 炸弹或四枚 FAB-250 炸弹，此外每架飞机还装了两个基数的机枪弹药。
SB-2
10 月 27 日 TB 降落乌鲁木齐，然后于 10 月 31 日顺利飞到兰州。到 11 月 6 日，已有 27 架SB，57 架 I-16，6 架 TB-3 和 4 架 UTI-4（I-16 训练型）从阿拉木图飞往中国。经过十天的转场，22 架 SB，35 架 I-16，4 架 UTI-4，6 架 TB-3 飞抵兰州。接下来是波雷宁指挥的第二个苏联轰炸机机群（31 架 SB 飞机），编队安全到达乌鲁木齐，但在此地遇到严重的沙尘暴。在沙尘暴肆虐的 15 天里，飞机用绳索固定在机场的地下桩上，受到轻微损坏并无大碍。至此在中国领土上已经有 58 架先进的 SB 轰炸机。
TB-3 重轰
UTI-4
I-16 Type 10
中国的沿线机场都是匆忙建造，土基不实，SB 飞机显然无法适应。领航员 P. T. Sobin 回忆说阿拉木图-凉州沿线机场说就建在墓地群上，甚至有飞机的机轮陷入了墓穴中。为防止泥石流冲坏机场，在机场四周都围有石块，但当地居民常常会为了行走方便而挪动石块，将石块随意摆放在跑道上，给飞机起降带来危险。另外的考验还包括：飞行员驾驶这种新型飞机的经验不足，许多山地机场海拔高于 1,900 米，飞机航程有限需要着陆进行补给等。于是航线报告上就时常提到“ ……飞机冲入土墙，机腹受损……” ， “ ……陷入泥泞中，损坏一侧起落架支柱……”，“ ……降落边线外，左起落架受损……”。还有就是中国不能提供高质量航空燃油，发动机不能产生全部马力，甚至一次在乌鲁木齐，一些中国地勤人员往油箱里灌满了水！
10 月 31 日莫斯科任命 Komkor Pumpur 担任新指挥官。11 月中旬中方要求莫斯科再派十架 SB 以取代那些损失的飞机。SB 运到阿拉木图装配，并在 12 月 12 日出发。这时南线工作已经步入正规。因为有 DB 不断意外坠毁，所以苏联又补充了一些 TB 担任运输任务。第一架失事的 DB 是由飞行员 Kayuk 驾驶的，从兰州返回 Kuldzhu 时在一个峡谷坠毁。机上乘客 Zhuravlev 上校和飞行机械师 Talalikhin 由于在机尾而幸存，这两位身穿飞行靴和毛皮手套步行一个月后终于走到 Kuldzhu！
DB-3 线图
第二架 DB 由于劣质燃油导致的发动机故障在石河出了事故，直到 1938 年 3 月才被修复。由 Chekalin 驾驶的第五架 DB 是架比较特殊的飞机，该机是 39 号工厂生产的新机，并拆除了所有军械改装为旅客机，在工厂的文件中记载为“ 24 号机“ 。24 号的首次任务是将苏联驻中国大使 Luganets Orelskii 直接从阿拉木图运送到兰州，这次飞行是完全按照外交礼仪进行的。这是唯一一架在该航线飞行的旅客机版 DB-3，另外还有一架 DB 被改装成为燃油运输机。
1937 年 9 月 23 日，伏罗希洛夫元帅下令“沿着特殊航线“组织运送轰炸机，这就是北线。从伊尔库茨克经乌兰巴托，Dalan-Dzadagad，再到兰州。虽然该航线几乎与南线同时开始组织，但正式投入使用的时间要大大落后于南线。31 架 SB 沿西伯利亚线铁路运往伊尔库茨克，当地 125 飞机制造厂负责装配。这些飞机将全部移交中国空军，运送任务由 G.I.Tkhor 少校指挥下的 64 航空旅负责。
该行动计划 11 月 15 完成，但被大大延误。莫斯科向64 航空旅发来电报说：“在伊尔库茨克的鸟儿集会已延迟“ 。负责生产的莫斯科 SB 轰炸机工厂原来的生产计划已经排满，需要抽调人手来生产这 31 架飞机，10 月 20 日莫斯科向厂长下令以加速准备飞机，在 10 月 26 日前开始尽快测试首批 10 架 SB。Tkhor 少校干脆带兵进驻工厂机场，并立即开始就地训练飞行员。他规定每个飞行员在所有气象条件下完成 30-35 小时飞行时数，并熟悉在陌生地区导航航行。飞机制造厂长向莫斯科抱怨少校占用了有限的工厂跑道空间，要求他移走飞机，但他的投诉被置之不理。
Tkhor 亲自驾驶一 R-5 通信机沿整条北线往返，但首飞北线的轰炸机是 3 架 TB，从贝加尔军区运送炸弹和弹药物资到中国。当时中国已储备外国炸弹，但无合适的挂架接头，所以第一批从南线抵达的 SB 轰炸机除了自身带来的炸弹外就无弹可用了，后来中国的技术人员成功地制造了挂架接头，解决了这个问题。11 月 19 日 3 架 TB 降落肃州，飞行途中由两架 R-5 随行，与其说是护航，不如说是为了万一 TB 迫降，可以提供救援。
随后，磨蹭已久的伊尔库茨克终于派出 15 架 SB，12 月 7 日 9 架轰炸机和 3 架 R-5 载货抵达肃州，并沿着已经摸索航线进入兰州。Tkhor 被急电召回国内，1938 年又作为资深空军顾回到中国。1937 年 10 月苏方在兰州开始训练中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很少有人具有双发飞机驾驶资格，并且训练水平一般，维修人员也同样如此。最早受训的是中国空军一大队第一和第二中队，他们的装备已经损失殆尽。很快二大队第 11 中队与第四中队也加入训练。他们的教官是苏联飞行员 F. I. Dobysh，V. F. Nyukhtilin，N.Novodranov，和 Saranchev。
机场上的中苏飞行员
训练并非一切顺利，10 月 31 日一名中国飞行员降落时折断了 SB 的起落架。并且日本侦察机不断到兰州机场骚扰，发现大批苏制快速轰炸机后，日军企图将其摧毁在地面上。12 月 4 日 11 架日本轰炸机攻击机场，他们通场飞行，每架投下三枚炸弹，4 架 I-16 和 4 架 SB 紧急起飞迎战，日机一次通场投弹后就逃窜。日机投弹仓促，苏方并没有损失。在年底中国空军 19 中队的人员抵达进行转换训练，他们失去了大部分亨克尔轰炸机，到 10 月 2 日仅存两架。到 12 月，已经有 40-45 名中国飞行员获得 SB 飞机的驾驶资格。
与此同时在兰州，苏联人也开始培训中国 TB-3RN 飞行员。截至 11 月底，一名中国飞行员已经签飞了一架飞机。11 月 30 日，其余 5 架飞机由苏联-中国机组飞往南昌，在那里被日本轰炸机发现。12 月 13 日日机空袭，他们试图起飞飞往吉安（江西省），但均告失败。日机摧毁了两架重伤两架 TB-3。12 月 25 日剩余的 3 架 TB-3（被炸伤的飞机经过了维修）返回兰州。TB-3 作为重型轰炸机，在中国没有执行过轰炸任务，连同尚存的 SM.72 一起用于运输任务。1938 年 3 月 16 日，郭嘉扬和张李炯驾驶的 TB 一台发动机失效，飞行员决定折返，但坠毁在位于营盘的山区峡谷，机上的 25 名苏联志愿者只有两名生还，全体机组也丧生。战斗机飞行员 D.Kudymov 回忆说他曾搭坐过这架 TB 从汉口飞到兰州，在那次飞行中飞机竟然没有足够的燃料，途中因燃料用完而失去动力，飞行员艰难越过一座山脊，并降落在山脚下的石块地，前方一公里就是平地，“我们非常生气地走出飞机，而 TB 飞行员却满不在乎地笑着……”
迫降撞毁的 TB-3
1938 年在成都还有一架 TB 在降落时拿了大顶，飞行员降落失误用完了跑道，冲到了尽头的沟渠中。苏联机械员记录说：“机头的导航舱被推得像犀牛角”，在修理并更换螺旋桨后，这架飞机飞回了兰州。就这样，TB 在中国的生涯似乎短暂而毫无光彩。
幸运的是，SB 的表现正如人们的预期。在所有轰炸机到达兰州正式移交给中国空军之后，这些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一般情况下是蓝白各 6 条。旧照片显示当时经常剥落的油漆把方向舵变成一个污秽的白色区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共产党空军的飞机也沿用过青天白日徽，但在外面增了白圈，方向舵上的条纹改成蓝 4 白 3，后来被“八一”徽和红白条纹取代。最后，中国空军对一些原浅灰涂装的飞机重新补漆成深绿色，机身两侧使用大尺寸的数字编号，前一到两位表示中队，后一到两位表示飞机编号，有时两组数字间有一连线，如 3-6。
东北老航校的立川高教
到 1937 年 11 月中旬，SB 开始深入中国部署。11 月 30 日西安共有 13 架 SB，并在 12 月 18 日又飞来 18 架，其中苏联飞行员被分为两个航空队。M. G. Machin 率领一队进驻南京，在 12 月 2 日率领 9 架 SB 对上海日军机场进行攻击。这次行动从南京起飞沿长江右岸飞行，然后转向东北飞行约 30-40 公里到达海域上空，他们准备从一个日军意想不到的方向进入攻击。但他们在第一次进入时没有找到机场，并作了复飞，这时一架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接着编队又遭 6 架日本战斗机拦截。SB 轰炸机密集的自卫火力让日机大吃苦头，两架日机被击中。编队顺利轰炸了机场，估计摧毁了 30-35 日本飞机，并击落一架日机，损坏的 SB 飞至杭州降落。
中苏地勤人员维护 SB-2，准备下次的出击
随后这些飞机对日本在长江的军舰进行了一次攻击。苏方来源通常声称击沉一艘巡洋舰（回忆录更提到一航空母舰），当时在长江中是否存在巡洋舰或航空母舰还是有疑问的，但日军损失 6 艘船只是完全有可能的。据俄罗斯海军史俱乐部最近的研究表明，日本来源证实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并没有对日本海军战舰造成任何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这些战果可能是登陆运输船或帆船类型的驳船。12 月初在对日本位于汉口的机场突击行动中，M.G.Machin 失去了第一架飞机，一架 SB 在 100 米左右的高度被击中并撞击地面爆炸。
很快南京沦陷，Machin 的机队重新部署到南昌，而他们原先在南京的前进基地现在成了一个主要轰炸目标。12 月 15 日，F.I.Dobysh 率领 27 架 SB 轰炸了这个机场，其中 9 架 SB 由中国机组或者中苏混合机组驾驶。机群分为九个楔形编队从 4300 米高空进入轰炸，投下了各占一半的高爆弹和燃烧弹。后来 Machin 在回忆录中描述到：“爆炸后从机场升起了巨大的火舌和滚滚浓烟，熊熊烈焰横扫机场，机场到处被笼罩在烟雾和火苗中。日本轰炸机、油库、弹药堆放场不断爆炸燃烧。”战果是摧毁了 40 架日机。编队在返航途径飞到芜湖东侧的长江时，遭遇 10 架日本战斗机拦截，日机击落一架中国机组驾驶的 SB，但也付出代价：在头次攻击中，两日机被密集射击击落，第二次攻击又被击落另外两架。
驾驶 SB-2 的中国飞行员
在波雷宁的指挥下，第二个苏联空军航空队稍晚一点也开始行动。这些飞行员中包括一组从贝加尔来的队员，他们是渡运飞行员，原准备搭乘 TB 飞机回家的。12 月 18 日该队的四架 SB 首次轰炸了苏州。随后他们进驻汉口，汉口被规划为 12 架苏联轰炸机与约 60 架各式战斗机的基地。在汉口波雷宁的部队不得不降落在“水中”，由于日军炸掉了一个大坝，机场被 15-20 厘米深的水淹没，同时中国空军的霍克战斗机在空中保护他们降落。1938 年 1 月该队开始了密集的打击行动。苏联志愿空军在中国每天的作战活动、损失、和设备维修日报报往莫斯科，现在依然保存完好。报告被仔细保存在档案夹内，上面还有匆忙书写的铅笔笔记。这里有几个记录：
1938 年 1 月 23 日，6 架 SB 轰炸了芜湖机场，5 架 SB（轰炸了）南京机场，没有遭受损失。两架 SB 发动机故障降落……同一天重复同一目标。看似在芜湖炸毁八架敌机（后来在 26 日的日报中，根据侦察信息确认战果是 3 架烧毁损坏 5 架 ）…… 两批编队每批 9 架 SB 轰炸山庆铁路站，燃料设施被烧。
1938 年 1 月 24 日 9 架 SB 轰炸宁国府附近日军，没有遭受损失……9 架 SB 轰炸芜湖-山庆前线，炸弹落在敌军集结地。7 架 SB 已经用尽了后备发动机资源。
1938 年 1 月 26 日 5 架 SB（Machin 率领）从两次南昌起飞攻击在宁国府地区日军。13 架 SB（波雷宁从汉口）轰炸南京。这次进攻有更详细的信息，1938 年 1 月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开始集中在南京机场。中国情报部门假定他们正在准备一场打击汉口的作战，并决定先发制人。波雷宁编队黎明前起飞，此时南京机场的无伪装的日本飞机沿机场排列成一条线，空中由日本海军的 A4N1 双翼战斗机在防御性巡逻。编队轰炸了机场，老旧的 A4N1 根本无法伤害到 SB 轰炸机，炸毁了 48 架敌机（在报告中曾提到：“在南京机场炸毁 40-50 飞机”）。还烧毁了飞机维修设施，以及燃料和弹药堆。日本承认的损失低得多，损失数架 G3M2 轰炸机，并焚烧损坏多架。在 SB 投下的第一枚炸弹爆炸后，日军高炮才开始射击，然后 8 架 A5M 起飞拦截。
A4N1 中岛九五式舰载战机
高射炮和战斗机都造成了 SB 的损失。拜阔夫的飞机在空中着火，飞行员和领航员乌多维琴科带了自己的降落伞降落敌方领土，但炮手科斯牺牲。另有多机迫降被毁，波雷宁自己的 SB 也被击中，一侧发动机冷却系统受损，勉强飞过前线迫降在沼泽。苏联飞行员都配发了一方丝制手帕，上面印有国民政府的说明和印章，要求当地居民提供一切可能救助被击落的飞行员。在看到手帕后，当地农民把波雷宁的飞机从沼泽拉到长江岸边，用一艘拖船拖着驳船把轰炸机运回汉口。
第二天，即 27 日，日本“回访”，9 架 G3M2 轰炸汉口，投下 58 枚炸弹（后来弹坑计数）。因为中国情报部门卓越的工作，所有 SB 起飞避开了空袭，日机轰炸了空机场。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机场，中国空军采用了疏散战术，在空袭警报后，所有飞机立即起飞并飞到离机场约 50-60 公里空域避战。
G3M2 九六式轰炸机
苏联和中国飞行员的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的行动终于迫使敌人将主要航空力量撤退到前线后面。这降低了日军空中攻击的效能，并需要战斗机护航支援，日本第 2 联合航空队参谋长玄田提议启用靠近前线的“特殊加油基地”，这种基地苏方称为“跳板机场”。日本人认为他们在远程飞行作战方面缺乏经验，在中国战场由于轰炸机没有护航孤军深入，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与日本人不同，SB 轰炸机在最初几个月的战斗中也没有战斗机护航，但是 SB 速度很快，即使在挂满炸弹的时候。日军的 95 式和 96 式（A5M4，美国人称“克劳德”）舰载战斗机的速度均无法超越 SB，并且火力不足，威胁不大。波雷宁后来回忆说：“……我们的 SB 时速超过日本战斗机，并没有受到其威胁。强大的自卫火力可以击退其攻击，如果需要，就我们的速度而言，我们可以脱离和对手的接触。SB 更多损失在中国境内简陋的设备和机场上。”一次中国飞行员驾驶 SB 夜降广州坠毁，事后查明原因是由于机场开挖填埋管道，管道就摆放在跑道上。一次蒂托夫机组无法在备降机场落地，是因为跑道上有 TB-3 留下的车辙。在危险侧风下降落后，他一针见血的对该机场指挥官说：“我们是来帮助中国的，而不是来撞毁飞机的，所以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填平跑道上的车辙。这一点清楚吗？”经过 10 至 15 分钟，大约有 300 民工手提装土的箩筐跑出来，唱着劳动号子开始工作。
96 式舰载战斗机
执行作战任务的苏联飞行员被编入中国军官指挥的航空队，但都一般由在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的苏联军事顾问指挥，他们通过航空队的中国军官来下达命令。当时的主要顾问航空是日加列夫上校，后来的苏联元帅和航空司令。1938年 Tkhor 接替他的任务，然后是 N.Anisimov。
在中国战场的经验得出结论是，SB 的战斗载荷还可以提高。于是在一架轰炸机的弹舱安装了两个弹箱，每个可以装载 12 枚 AO-10 或 18 枚 AO-8 集束炸弹。实验很成功，一个星期内所有波雷宁的飞机都装了这种弹箱，这些“磁带盒”后来成功用于作战。但有一次“磁带盒”却导致己方的伤亡。俄罗斯飞行员 Rumyantsev 在投完弹后，“磁带盒”里面有两枚炸弹在炸弹舱舱门关闭后才落下。飞机返航降落，导航员 Pesotskii 打开炸弹舱舱门，两枚炸弹掉落地面，其中一个爆炸，碎片横扫聚集在飞机周围的苏联和中国地勤人员，当即造成 8 人死亡，导航员重伤不治，只有炮手幸存，爆炸把他抛出机舱落在一条壕沟和铁丝网之间的空地上。
SB 弹舱内的弹箱，这种是用来装载 6 枚 FAB-100 高爆弹的
从 1938 年 1 月底开始 M-100 发动机开始短缺。发动机被超负荷使用，大大超出 150 小时的使用寿命。轰炸机飞行员普希金回忆说，他本人花了很多时间和技术员一起，用一只手铆（没有空气锤）来维修飞机，他们往往会令两架飞机当 3 架使。
3 月 23 日红军建军二十周年纪念，苏联志愿航空队实施的轰炸台湾日本空军基地的行动得到了世人的瞩目。情报显示在台北附近的机场，日本人正组装从意大利得到的菲亚特 BR.20 轰炸机，他们编号为“1 型”轰炸机，中苏双方决定在这些新飞机到达前线前就予以消灭。攻击机群分为两个编队，28 架 SB 从汉口出击，12 架 SB 从南昌出击。在第一编队中只有苏联机组，而第二编队是中苏参半。为求突然，攻击航线通过台湾岛北部，并在西端急剧右转，在 4,000 米高度进入攻击。两个编队中只有从汉口起飞的波雷宁编队达成目标，南昌编队遇云无法辨识目标，不得不回头。在台北松山机场上空出现厚厚的云层，一名飞行员在云洞中发现目标，日本飞机列成两排，旁边还有未拆封的包装箱，没有任何伪装。SB 编队投下了 280 枚炸弹，松山机场这时才有高炮开火还击，没有日机起飞迎战。SB 轰炸机降低高度，分散向大海返航。此役在地面烧毁约 40 架组装完的飞机，机库，还有够机场使用 3 年的航空燃油，直接导致松山机场指挥官自杀。南昌编队损失一架 SB。一名中国飞行员燃料用罄后迫降在湖面上，他误将浅水水域当成稻田，全体机组被淹死，其中包括苏联的导航员 Tarygin（也是编队指挥官）。这次奇袭很快就详细刊登在苏联报纸上，但全文看起来似乎是从一名中国飞行员眼光来描述的。将这篇文章与后来出版的波雷宁回忆录比较，可以看出该文就是他自己写的，或者是大幅引用了他的谈话。
因日军空袭被毁的 SB-2
SB 轰炸机的目标不仅是机场，还包括桥梁，铁路车站和日军阵地。1938 年 2 月 13 架 SB 攻击天津-浦口铁路上的车站，他们炸毁了 3 列列车，并在当天后两个航次轰炸了正在横渡黄河的日军，他们向船只和排船扔下炸弹，并使用机枪扫射岸上分散的敌步兵，阻止了日军的渡河。3 月底波雷宁受命摧毁黄河上重要的铁路桥梁，为此波雷宁的飞机不得不远程奔袭超过 1,000 公里，他决定在返航时停留肃州加油。波雷宁的 3 个 9 机编队的 SB 轰炸机起飞执行任务，甚至“超额完成计划”，除了炸毁铁路桥梁外，他们还破坏了周边浮桥，日军防空火力没有反击，倒是日本战斗机紧急升空，但未能赶上返航的快速轰炸机。
SB-2 轰炸途中从炮手位置拍摄的照片
由于苏联加强了援助，中国空军对台儿庄大捷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台儿庄国军以数量优势包围了 6,2000 日军，日军试图投入在外围投入兵力援救被包围的部队，中国空军对口袋内外的日军轰炸和扫射，给予日军极大的杀伤。
苏联计划在 1938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5 日初轮换在中国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人员，6 月波雷宁编队返回兰州进行飞机检修和更换发动机，在此被 T.T.Khryukin 领导的部队轮换，后者沿南线抵达。新的作战单位也从北线陆续抵达，6 月 3 日 Tkhor 率领 13 架 SB 轰炸机沿乌兰浩特-乌兰巴托到了兰州，6 月 7 日又来了 15 架 SB。斯柳萨列夫上尉成为这些新飞行员的指挥官。季托夫编队穿过蒙古飞到中国，由于当时汉口遭日机空袭，这些飞机最初被派往万县。
在此期间主要目标之一是沿长江的运输。日本注意到了急剧上升的轰炸机航空活动，从 6 月 14 日至 7 月 28 日，日军记录了 49 次对岸边舰艇和部队的攻击。日本战斗机主要任务是护送轰炸机轰炸汉口，武昌和南昌，因此只有数次拦截沿长江飞行的 SB。据苏联记录，单是斯柳萨列夫的部队秋季就击沉了 70 多条内河船。
这时中国飞行员已经掌握 SB 飞行技术，开始独立完成作战飞行任务，而不是作为混合机组的一部分。中国空军第一轰炸机大队参加了在防御扬子江岸的战役。7 月 12 日 3 架隶属第一大队第一飞行中队的 SB 从吉安轰炸敌舰，回程时被日本五架战斗机袭击。炮手赵树林击落其中一架，但自己的飞机被击中起火燃烧。炮手和飞行员及时跳伞，但领航员牺牲。那一天第二中队三架 SB 轰炸机同两架苏联机组的飞机一起起飞轰炸靠近安庆船只，返回途中再次被日本战机拦截，其中中国 1 架 SB 被击落坠毁，领航员跳伞，驾驶员和炮手也跳伞，但被空中射杀。这一天五架 SB 被击落，9 人牺牲。7 月 19 日日本战斗机扫射机场，飞行员高卫莲机正在进场着陆，日机冲过来，机组设法跳伞逃生，但只炮手获救了，其他两名乘员落入湖中被淹死。
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完成攻击蒙城，永城，王府，和广台集的任务，作战中表现出中国机组训练水平仍然很低，训练航时少，技术和战术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且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体罚不利于提升士气。苏联航空技术员科恰金后来回忆：“我记得中国人……飞行中常漫不经心……不遵守技术程序规则，忽视日常工作、检查和维修。”。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7 月 17 日在南昌附近的夜间轰炸飞行训练，第一中队指挥官李慈珍迫降在九江附近一条河上，连同他的机组一起被淹死；8 月 21 日第一中队新中队长田想绰中尉从汉口起飞赴成都，沿途坠入南沱河，机毁人亡。
苏联人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因为日本陆航装备了新式的 KI-27（97 式）战斗机，该机有着显著的速度和爬升率。迫使苏联飞行员作战时飞行高度从 1938 年中之前的 2,000 至 4,000 米提高到 7,500-8,500 米。这固然大大提高了敌机拦截的难度，但对苏联飞行员来说也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当时普通飞行员没有受过高空飞行训练，只能边作战边熟悉。中国机场往往没有氧气站，只能从修理厂获得氧气供应，这种工业用的氧气混入了大量的各种杂质，在高空时常发生氧气管和面罩冻结的情况，并多次导致乘员失去意识。斯柳萨列夫回忆说：“……尽管与规定不符，我们通常只打开一半氧气阀门，以延长飞机在高空的时间。”斯柳萨列夫本人在 1938 年 8 月 18 日攻击湖口附近一个舰艇编队时，只打开三分之一氧气阀门，返航时被高炮破片切断氧气管，失去了知觉。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至 6,500 至 7,000 时他才有一点知觉，此时燃料已用尽，只能迫降，机组生还飞机被毁。
中岛 Ki-27 97 式战斗机
作战中还暴露了苏军的指挥协调问题，苏机虽然装备了电台，但并不先进，飞行员也不喜欢用，为了减轻重量往往被拆除，另一方面日军可以截获苏机的无线电通信，并实施干扰或者欺骗。苏机编队全靠视觉接触，如果领队机被击落，编队中的其他飞机就群龙无首，无法有效协调。
由于缺乏可靠方向定位手段，给作战带来很大困扰。有一次一个编队的 12 架 SB 在云中迷失，迫降在不同地点，指挥官赫留金为此遭受处罚，幸好飞机只受到轻微的损害。1941 年 9 月 23 日中国第一大队大队长顾兆祥率领第一和第二大队联合编队轰炸洞庭湖附近日军阵地，因为他的座机出现故障无法继续飞行，导致整个编队解体，作战使命夭折，在混乱中很多飞机迷航迫降。
1938 年 8 月 3 日苏联飞行员驾驶三架 SB（斯柳萨列夫，Kotov，Anisimov），成功地突然从 7,200 米高度轰炸了安庆机场。一枚高炮炮弹碎片击中斯柳萨列夫飞机的发动机增压器，开始失去高度。突然有两架日本战斗机斜杀过来，并招来二十多架日机狼群（大部分为 96，有一些较旧型 95 ）。三架轰炸机按密集楔型编队飞行，依靠自卫火力互相掩护击退了敌机，最终击落了五架战机，所有轰炸机安全返回基地。在机场每一架 SB 都被发现有 50 到 70 个弹洞，一名炮手腿部受伤。斯柳萨列夫的部队在最后一次行动中参加了中国军队在老垧的反攻，他们得到了由中国飞行员驾驶的 I-16 的掩护，他们轰炸了日本步兵和炮兵部队，所以挂载了 70% 的集束炸弹。
SB-2 编队出击
1938 年 10 月发动机寿命问题再次浮现，再次需要前往兰州换发，在兰州已经成立一个维修基地。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方面，只有第一和第四航空中队还有持续作战能力，也只剩下少数飞机可用。第二中队从前线撤回到南阳洋，然后飞往柳州。斯柳萨列夫部队机组人员负责到伊尔库茨克运送新的 SB，到 1939 年春他们已经运送了 60 架 SB 到中国，大多移交给中国空军。1939 年 2 月最后的飞行员乘卡车回到苏联，该部队进入中国时有 60 名人员，最后仅 16 人回到苏联。而全部约有 200 名志愿人员在中国牺牲。
从这以后，留在中国的苏联 SB 机组人员大幅减少，直到 1940 年 5 月全部撤出。中国空军的 SB 部队数量显著扩大，SB 的改装训练都在成都太平寺机场进行，在此建立了苏联飞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教员的培训中心，到 1939 年年中已为中国空军培训了约 120 名人员。
1939 年年初，1 中队向刘富川指挥的第五（侦察）大队移交两架 SB 后回到成都受训并再装备，四月再次参加战斗。6 月中队 7 架 SB 调防湖北，但沿途的意外事故失去 4 架飞机。1939 年 6 月 25 日轰炸宜昌北敌阵地的作战是该中队的翻身之仗，一大队成功地进行了侦察后，顾赵县中队长率八架 SB 成功攻击了日军。
1939 年 2 月第二和第四中队在成都完成训练，并在 7 月参加宜宾防卫战。随后第 9 和第 11 中队完成训练。第 9 中队 6 月飞抵南昌，轰炸了长江下游沿途目标。7 月 3 日徐鹏中队长为首的 6 架 SB 起飞轰炸日本船只。因故障两架飞机并没有飞抵目标，而其他四架 SB 在投弹的关键时刻遭到敌战斗机拦截。中队长座机首先被击落，损失了全部人员。李扶余机被击伤，放下起落架迫降，该机组人员全部受伤，但幸免于难。6 月 28 日第 11 中队的 6 架 SB 从南昌起飞，攻击马当堡垒的蒸汽船。由于天气恶劣，护航的 I-16 与轰炸机失去联络，轰炸机编队最后也解散各自作战。在日本战斗机的拦截下只有两架飞机飞抵目标。任务完成了，但其中 1 架 SB 被击落，只有导航员跳伞。
1939 年 9 月第六大队 19 中队转为 SB 部队。经过很短的培训，这个单位就被投入到桂南作战。总的来说，到 1939 年 9 月，已向中国移交了 292 架 SB 轰炸机。
在同年夏季 DB-3 远程轰炸机在中国的天空接受战火的洗礼。DB-3 没有赶上西班牙内战，当时还未最终定型，并且只有很少的飞机出厂，正好赶上在中国战场进行实战测试。
第一批 12 架 DB-3 由库利申科指挥，部队人员主要来自 Zaporozh'e 的第三航空旅。库利申科本人在 DB-3 上拥有大量飞行小时数，作为一名中尉，他参加了 90 中队的 DB-3 作战试飞。该部在莫斯科附近准备大约一个月，1939 年 6 月沿莫斯科-奥伦-阿拉木图线飞往中国。每架飞机上有四至六名人员（因为他们带走了指挥人员和地勤人员），以及补充用品，工具，和替换部件。刚刚成为代理路线指挥官的波雷宁驾驶一架 SB 引导编队沿南线飞行。安西所有着陆场的跑道对 DB 都有些短，DB-3 的远程能力也无需降落。因此波雷宁通知乌鲁木齐准备第二架 SB，他降落后换机起飞，而 DB-3 轰炸机在上空盘旋等待，随后一起完成下一步的飞行。波雷宁引导 DB 飞到兰州，然后 DB 编队直飞成都。之后 KOZLOV 指挥下的第二批 12 架 DB，由沃罗涅日第 11 航空旅飞行员驾驶。所有的 DB 机以成都太平寺机场（培训中心）为基地，飞机被抽空燃油，罩以伪装网分散隐蔽。
中国空军的 DB-3，编号 9226
库利申科编队最成功的作战是 1939 年 10 月 3 日轰炸汉口机场，该机场在敌纵深，SB 的作战半径不够，日军也没料想中国会用远程轰炸机出击。汉口机场是日军设立的海航机场，代号“W 基地”，日陆航也有使用。当天该基地准备接收本土运至的新式轰炸机，并有日海军舰队司令部代表和汉口伪政权代表出席交接仪式。九架 DB-3 保持无线电静默以紧密楔形编队飞至目标上空，此时仪式正在进行，机场上的日机机翼对机翼排成四排，在 8,700 米高空苏联飞机倾泻了其混合挂载的高爆弹、杀伤弹和燃烧弹。据机组报告，大部分的炸弹沿着日机纵列爆炸，弹片火焰抛向四面八方，炸毁烧毁不少飞机。日军高炮始终没有开火，只有一架战斗机在巨大火焰下起飞，飞行员是后来著名王牌坂井三郎，但他也无法赶上返航的 DB-3。日军将轰炸机误判为 SB，非常惊讶于其出现在该地。苏机战果是炸毁 64 架飞机，炸死 130 人，炸伤 300 人，机场燃料足足烧了三个小时。日本资料来源证实损失 50 架飞机，冢原少将断臂，鹿屋航空队司令大林末雄受伤，石河、小川两中佐毙命，为此损失。日军宣布了哀悼期，机场指挥官被军法枪毙。
中苏飞行员在 SB-2 前合影
10 月 14 日 DB 又轰炸了该机场。12 架 DB-3 在库利申科的指挥 下飞抵目标，但刚刚投掷完炸弹，日本战机就拦截了他们。三架 DB-3 受损，库利申科受伤，他的轰炸机飞到万县，在长江水面迫降。库利申科因伤 未及逃离飞机，其余两名机组获救，该机后来被打捞并修复。在这次轰炸中有 36 架日机被炸毁。不久苏机又第三次轰炸了该机场，日本的损失（据苏联报导）加上前两次多达 136 架 之多。
为遏制日军的空袭，苏机在 10 月 31 日轰炸运城机场，但这次行动彻底的失败了。 运城机场在日军前线后 21 至 32 公里的地方，已处于从成都起飞的 DB-3 的极航程极限。据中国情报多达一百架日本飞机已经集中在运城 ，目标看起来很诱人。在没有进行空中侦察的情况下，苏联航空顾问 Anisimov 就下达命令，所有能飞的 DB-3 轰炸该处，他 本人也参加行动，在 KOZLOV 座机的炮手位置。由于恶劣的天气，DB-3 编队迷航，要命的是各机组都没有沿途备降机场的资料。没有人飞到运城机场 ，他们降落在任何可迫降的地方。具体的损失报告现已不可寻，但根据发往莫斯科所要零部件的清单，得出结论有约有 10 架 DB-3 丧失作战能力。
在作战的同时，也对中国飞行员进行了 DB-3 的培训。1939 年 9 月 八大队 10 和 14 中队的人员抵达成都，大队长徐焕升和一些飞行员有 SB 的飞行经验，但大多数飞行员只是在早些时候飞过美制 Vultee v-11 型攻击机，没有双发飞机飞行经验。培训的另一个困难在于 DB-3 的导航员位置没有完善的第二套 操纵系统，导航员的可拆卸操纵杆被设计用来减轻远程飞行时飞行员的负担（时常发生作战返航时飞行员已耗尽体力的情形），非常简陋；同时也没有 油门杆，前视野又被机枪阻挡（中国飞行员很不习惯）。即使这样，到 1940 年春，他们也培训出约 45 名中国飞行员。最初中国导航员和炮手开始在混合机组中飞行， 后来组成全中国人的机组独立作战。1940 年 2 月 10 中队开始操作 DB-3，1940 年 5 月苏联志愿队向 6 中队移交最后 11 架 DB。 但是中国空军并不擅长使用远程轰炸机，举例来说 6 中队年底完成的 30 个战斗架次中有 10 月在被占领的北京空投传单任务。11 月 18 日中队又一次回到成都追加培训 ，第 9 和第 11 中队也被派到成都希望改装 DB，但后来装备了 SB。据苏联教官回忆，中国机组没有经过系统的作战训练，飞行时数很少，而且并没有掌握高空飞行技术。
许多经过训练的中国 DB-3 机组的损失对作战很不利，1940 年 10 月 4 日 6 中队的中国机组驾驶一架 DB-3 按警报起飞避敌，由于耐心不够过早返回太平寺基地被日机击落；1941 年 1 月 2 日十四中队 中队长李长雄和他的机组人员在成都上空坠机全部丧生；1941 年 2 月 13 日，第 8 大队副大队长梁国章飞行训练时发动机故障，试图迫降在简阳地区，飞机坠毁起火燃烧 ，机组无一生还；1941 年 6 月 18 日，一获警报起飞疏散兰州的 DB-3 意外坠毁，飞行员孟宗皋和他的领航员和报务员牺牲；1941 年 10 月 1 日在长途飞行嘉峪关地区的训练中，DB-3 六中队 中队长周诗云机组失踪。
1940 年一开始，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原因是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向共产党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供应， 这使苏联领导人非常不高兴，大幅削减军事援助。或许根本原因是苏联面对德国的压力而不得不调整和日本的关系。依然保留苏联顾问，但苏联飞行员不再 直接参战，苏联还是持续向中国供应飞机。1941 年 6 月最后一架飞机被移交给中国，从 1941 年开始的向中国交付飞机中包括 SB 轰炸机最后一个系列，装备 M-103 发动机和 MV-3 炮塔，中国称其为 SB-3，相应装备 M-100 发动机的 SB 飞机中国称为 SB-2。在 新疆哈密第一大队首先装备新机，一大队第二中队全部换装 SB-3，第一中队是 SB-2 和 SB-3 混合装备。3 月中旬开始，第 6 大队也在哈密接收了 30 架新 SB ，并在嘉峪关展开训练，5 月该大队被解散，装备充实到其它单位。6 中队也分到三架 SB，该部队仍有数架有战斗力的 DB-3。
SB-3 三面图
另外还组建了第 12 大队，由第 45、46 和 47 中队组成，全装备 SB。该大队补充的人员都来自成都航校第一届毕业生。第 12 大队其组建命令在 1940 年 12 月 16 日发布，次年 1 月于邛徕 正式成立，3 月初收到了其装备（14 架 SB-2 和 3 架 SB-3）。6 月 1 日日机轰炸昭通机场，该大队被毁四架 SB。该大队从 参战，一直留在后方。1944 年降级为一个辅助单位，同年 10 月解散。
1941 年上半年是中国空军非常艰苦的阶段。由于缺乏战斗机，日军掌握了制空权，轰炸机不得不 向西北地区各机场疏散。11 中队部分飞机甚至处于拆除状态，绝大多数的中国空军部队没有参加战斗，忙于训练飞行，只有 DB-3 凭借远程能力继续战斗。3 月 9 日 6 架远程轰炸机轰炸宜昌 ，编队失散，队长高冠才驾驶的 DB-3 被日本战机击落，重伤飞行员只有在日本占领区跳伞，在当地人民的掩护下被沿江护送到己方控制区，但 3 月 18 日死于伤 情。
3 月 14 日日机轰炸成都，所有飞机接到命令向兰州疏散。5 月至 6 月，轰炸机甚至不得不撤 到嘉峪关。到 12 月第六中队只有 3 架 DB 了，由于缺乏零配件，训练飞行也停止了。1942 年 1 月该中队解散。在大约同一时间， 第 10 中队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九月底第二大队接到命令部署到湖南以支援长沙战役，9 月 29 日 8 架飞返基地的 SB 白白损失，所有飞机迫降在田里。该 大队从第六大队调来飞机以填补实力，第一大队和二大队一起作战，9 月 23 日轰炸了洞庭湖附近的日军阵地，10 月第 11 中队加入长沙作战。
与 C-47 一起停放在积雪的机场的 SB-3
在战役过程中，日军设法获取得了一架完整的 SB。9 月 29 日第二中队 中队长张倜青战斗任务后不知所踪，最后才知道已经叛逃到日军汉口机场。后来中国轰炸机很少飞行，从而结束了对日主动攻击时期。1942 年 1 月 8 日第二大队袭击湖南，与占压倒性优势的敌人作战 ，两架 SB 被击落，3 架受伤后迫降。1 月 22 日和 24 日，第二大队两次轰炸了位于安南的机场，保护 SB 的是 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1942 年下半年，SB 都集中在与甸边境，并用以打击当地毒枭，飞机进行侦察并轰炸了四川西部罂粟种植区，还 支援了保卫中国和印度边境阵地的地面部队。
1943 年初，真正具备作战能力的幸存 SB 部队是第一大队。它有 19 架装 M-103 发动机的 SB-3。5 月该集团完成了其最后的出击，轰炸湖北前线。1941 年中期以来，中国空军轰炸中队在租借法案下开始接收和转为美国航空装备。8 月九中队开始改为装备洛克希德 A-29，10 中旬整个中队换装 A-29，一年后第 10 中队改装。1943 年 8 月第一大队派员到印度接收美制 B-25 轰炸机 ，该大队装备的苏制飞机一只使用到 1944 年。最后的 DB 飞机继续在不同的基地使用到 1943 年 9 月，SB 甚至一直服役到日本投降，并参加了内战 。几架 SB 飞机被编入迪化基地的西北混合中队，1945 年 11 月-12 月，他们支援防守包头的国民党军，并用于向被围困地区空投物资。1946 年初在 中国的 SB 轰炸机结束了飞行生涯。
A-29
中国空军的 B-25
据中方资料，在 8 年的抗日战争，中国空军接收了 2,351 架外国飞机，其中包括 566 架轰炸机 ，其中 322 架来自苏联：292 架 SB，24架 DB，6 架 TB-3，其余是 244 架美制轰炸机。所有的这些飞机 有利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大业！
---美国在华空军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在中国西南及缅越泰一带开始同拥有制空权的日本空军作战。从那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支航空队尽管在编制隶属甚至名称上有很多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即它一直在陈纳德直接指挥下在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勋。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史学界未能对中美军事关系史中的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究其原因，一是以往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陈纳德本人政治立场的评价的影响。因为陈纳德历来是坚决拥蒋反共的，特别是从1946年起，他以民航运输公司的名义恢复志愿航空队，不光彩地卷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执行军事飞行任务；其次在以往论述史迪威问题的文章中，人们也容易因陈纳德的某些错误的战略思想，如认为用一支不太大的空军部队就可以迫使日本屈服，而忽视陈纳德与在华美国空军人员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积极的贡献。鉴于此，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美国驻华空军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关系，及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以求正于史学界。
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1.8-1943.4）
1941 年夏，在远东已是中国人民从事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装备精良的日军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尚未对日宣战。然而就在这年 8 月 1 日，重庆中国政府在一项公报中宣布，一支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美国志愿队成立，并正式成为中国武装部队的单位之一〔1〕。这标志着美国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虽然是非官方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中国空军的出现的呢？让我们从中美双方面临的形势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方面，鉴于日本空军力量的日益强大，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起，开始意识到加强空军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在一定时期内“急起直追”。然而由于旧中国工业底子薄，缺乏空军短期内迅速发展的财力与技术基础〔2〕，加之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管理不善，致使空军建设没有多大的成就，空军发展处处要依赖外国，唯一的例外只是能自己生产降落伞〔3〕。因此，到“七七事变”后，中国虽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中国自己的空军人员作战也十分英勇，但在实力强大的日本空军进击下，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到 1940 年底，中国空军虽击毁日机 900 多架，但自身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作战飞机由“七七事变”前的 314 架下降到只有 65 架。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我国空军已无战斗力〔4〕。与我国空军状况相反，实力雄厚的日本空军为在物质上尤其是在心理上挫败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反而加强了空中攻势。从 1939 年 5 月开始，连续二三年内经常以多则 100 多架少则 10 多架的机群，对尚未沦陷的西南重镇乃至小小的县镇进行狂轰滥炸，给我国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我方已失去制空权，除了以高射炮还击外，很少有较大编队的战斗机升空作战。猖狂的日机在 1941 年 7 月侵袭成都时，居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陆，抢走国民党党旗〔5〕。因此，当时就有人把 1940 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空军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6〕。面临这种日益加深的“空中危机”，国民党政府自然不能不有所考虑，以图改变。而在当时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争取国际援助，但是困难很大。曾给我国以有力支持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已经回国；向英国提出的请求则遭到委婉的拒绝；于是国民党政府从 1940 年初起全力争取美国的援助。
这年 1 月，国民党政府首先希望美方派出一些飞行员到设在昆明的航校充任教练〔7〕。可是尽管当时美国的民众舆论多同情中国，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持所谓“中立”，态度冷淡。到 6 月中方拟聘请美空军军官阿尔森尼德充任空军参谋学校总教官时，美陆军部竟不允放行。其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以正常的外交途径，另一方面以私人渠道向美国争取援助。前者如蒋介石于 10 月 18 日亲自会见美驻华大使约翰逊，明确提出飞机援助；后者如蒋介石委派自己的空军顾问陈纳德与宋子文、毛邦初等赴美活动。事实上，陈纳德这位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前美陆军航空兵上尉，自 1937 年来华充任中国防空顾问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的防空建设，对中国空军力量尤为关注。在以上活动中，蒋介石还从提高中国抗战民心、士气；威胁日本侧翼；以及有利于压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美国空军援助的必要性〔8〕。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一年内获得 500-1,000 架飞机，以及希望美国志愿人员来华助战。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政府为了赢得时间武装自己，并使日本至少在 1942 年 4 月前不要向南扩张〔9〕，决定首先在飞机问题上暂从供给英国的飞机中抽出 100 架 P-40 型战斗机供给中国。在志愿人员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也不顾军界人士的反对决定予以支持，于 1940 年 12 月 15 日签署法令，允许美国飞行员离职到中国作战，并要求美国国务院、陆海军部门及财政部为实现上述计划制定具体方案。这大大方便了陈纳德等人在美国招聘志愿人员的工作。
可见，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成立是中国对“空中危机”的认识及美国对远东局势分析的产物。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该队于次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陈纳德本人被任命为上校指挥官。但当时的志愿队无论从人员还是装备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志愿队共拥有三个战斗机中队，飞行人员 112 人中多数未驾驶过战斗机，更没有同日本空军作战的经验。有的队员素质很差，在训练后仍不合乎要求，只好放弃了合同；志愿队使用的作战飞机是已经过时了的寇蒂斯 P-40 机，该机虽然在直线航行和俯冲速度上拥有优势，也有较厚的装甲保护飞行员，但在爬升和灵活性上与日本主战飞机零式机相比则较为逊色〔10〕；更糟的是，志愿队的 P-40 机最初在装备上不但没有瞄准器、炸弹架、副油箱等，而且缺乏备用零件。因此，当时不但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志愿队在战斗中最多不过维持三周〔11〕，甚至就连陈纳德本人也不指望从它的努力中获得惊人的成绩〔12〕。针对以上情况，陈纳德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缅甸租借英军机场，对志愿队进行训练；他将自己自 1937 年到中国以来对日机作战的观察加以归纳，得出适合志愿队的新战术，即：两机配合作战与“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这些训练最终保证了队员的作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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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志愿队成立前后，远东局势更加紧张。1941 年 7 月下旬，日本与法国维希政权达成协议，取得在越南的八个机场与一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使它在东南亚的扩张取得重大进展。11 月日本将 245 架战斗机放在越南南部，大有进攻云南的意向。有鉴于此，蒋介石一方面要求驻新加坡的英空军支援，另一方面希望美志愿队回防昆明。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缅甸蠢蠢欲动，英军也要求美志愿队防守仰光。结果这支小小的航空部队就被分成两部分作战，两个中队（约 34 架作战飞机）飞赴昆明，另有一个中队防守仰光。
在昆明方面，从 1940 年 6 月起，“除星期天外，昆明差不多每天上午 10 点要被轰炸一次”，而且由于中国已失去空中作战能力，日本轰炸机的行动从不需要战斗机护航。然而从美志愿队 12 月 19 日移驻昆明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第二天是美志愿队首次与日机作战的日子，这一天日轰炸机 10 架按例进袭昆明，但得到情况的美志愿队早已升空等待，结果日机不但未能袭击昆明，反而全部被击毁〔13〕。美志愿队的首次大捷，在心理上给备受空袭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快”〔14〕。五天之后，日机再次袭击，结果再受重创。之后日本人开始明白昆明上空的形势，有一年时间未能空袭昆明。
在缅甸方面驻防的是戴维·奥尔森率领的美志愿队第三中队，该队在战略上受英军指挥，战术上仍受陈纳德节制。该队不但力量薄弱，而且没有像在昆明的空军那样拥有系统完备的防空情报网。尽管这样，该队在 12 月 23 日与日空军的首次接触中，作战仍然十分英勇，取得击落敌机七架、击伤二架的成绩，自己则损失三架飞机二名飞行员。后来随着日军在缅甸攻势的加强，空战也日趋激烈，该中队飞机数量下降，所以陈纳德又派 17 架 P-40 机前往支援。到 1942 年 3 月底整个仰光保卫战结束后，该队共参加 31 次空战，先后击毁敌机 217 架，可能击伤 43 架，付出的代价是四名飞行员及 14 架 P-40 机。仰光后虽失陷，但美志愿队的贡献仍不可磨灭。英王乔治六世曾以代表英国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授予在仰光作战的美志愿队成员〔15〕；陈纳德本人则认为美志愿队的英名都是因为它在仰光上空的作战而得来的〔16〕。
仰光失陷后，美志愿队驻缅中队也迁到昆明进行休整。此后与中国空军一起不断对缅境进行奇袭和攻击，但是由于规模太小，日军并未重视〔17〕。1942 年 5 月，由于缅甸战局恶化，日军北进取得突破进展，中英地面部队则多分为小股撤至印度及云南边境。阻挡日军跨过怒江进攻云南的任务就落在美国志愿队肩上。5 月 2 日日军 56 师团占领缅中边境的南坎，5 日主力又进入怒江一线，因为怒江上的惠通桥已被毁，日军只得停止前进。鉴于局势异常严峻，蒋介石通过宋美龄要求美志愿队“倾全力袭击怒江与龙陵间的卡车船艇等”。此时的志愿队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休整，特别是刚从非洲运到的 P-40E 型机经改造后，彻底改变了美志愿队以前不能向敌人投掷炸弹的状况，具有一定能力来执行这一任务。从 5 月 7 日起，连续 5 天，美国志愿队在陈纳德指挥下克服了雨季前的困难，将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甚至自制炸弹用来扫射、轰炸怒江对岸日军先头部队、贮存军用物资的村庄、交通要道、桥梁及船舶等。这些努力加上日军供应战线太长和雨季的来临，使日军最后没有能跨过怒江，从而缓解了昆明面临的危机。在这一阶段，日空军为了支持地面部队，曾将第 50 与第 8 两个战队派至腊戍机场，多次对昆明、云南车站以及大理进行袭击，但它自己也承认“由于敌机的巧妙而又顽强的反击，我方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18〕。
随着雨季的到来，缅甸作战也告一段落。美志愿队在中缅越一带完成了 100 多次作战任务，击毁敌机 260 架，有效地保卫昆明一带的空防，阻止日军越过怒江之后，开始将主力分别向重庆及以衡阳、桂林、零陵为基地的中国东南部转移。当这支部队之一部在 6 月 5 日飞抵重庆时，饱受日机空袭之苦的山城人民心情非常激动。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内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在这半小时中，50 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19〕不过由于华中战事紧张，美志愿队的主力主要多放在衡阳等基地。
正当美国志愿队开始在华南、华中一带作战时，部队本身也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其时一方面由于合同已满，有若干队员开始陆续离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早已正式对日作战，认为志愿队形式已无必要，加以中国政府及中美舆论界一直要求、呼吁美国加强空军援华。美国方面便在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后，于 6 月 27 日宣布解散美国志愿队的命令，并于 7 月 4 日正式执行。陈纳德本人及许多队员虽不很乐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改编。改编后的前志愿队成员与新调到中国作战的美国空军正式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陈纳德准将任司令。该队下属 23 战斗机大队、16 战斗机中队及 11 轰炸机中队，力量均较其前身美国志愿队有所加强。这一改组得到了中国各党派及舆论界的普遍支持。
美国志愿队虽然解散了，但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立下的功绩并不因此而消失。这不但表现在它在短短的 11 个月中以少胜多击毁 300 架敌机，还表现在它的战斗使中国空军度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从而大大提高、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在一短评中，称赞美志愿队“充分表现出美国空军杀敌果敢的精神和熟练的技术”。〔20〕国民党政府则因美志愿队“作战英勇、卓著功绩”，给志愿队队员授勋〔21〕。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成立的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中的战斗核心还是留下来的老队员。例如，前美志愿队员罗伯特·L·史各特、弗兰克·希尔、爱德华·佩克特等，现在都分别担任中队长以上的职务。
不过，尽管特遣队在装备与人员上较之以前有所加强，但大批美志愿队老队员的离去还是一度削弱了战斗力。就在这种情况下，特遣队在东南部基地开始对日作战。尤其是从衡阳基地起飞的美机一开始就不断轰炸武汉、广州、南昌及九江一带的日军机场、仓库、舰船及兵营等。7 月 19 日美机甚至还对设在临川的日陆军司令部进行轰击，对当时正与日军展开临川战役的中国军队也给予空中掩护，初步改变了中国军队没有空中支援的状况。这一切给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占区的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日军决定趁特遣队立脚未稳就加以消灭。从 7 月 30 日起日军组织了有相当经验的飞行员以 118 架飞机之众先后突破衡阳防空网对衡阳进行长达 36 小时的轰炸。但特遣队并未怯敌，与敌机展开激烈的空战，结果日方不但未能消灭衡阳基地，反而损失 17 架战斗机、轰炸机〔22〕。衡阳空战后一个月内，特遣队的活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将战线扩大到缅越一带。8 月 12 日海恩斯上校率领的轰炸机队首先袭击中国以外的日军占领区——海防。其后，日军设在缅越的其他基地、军火库、油库等若干军事目标也经常遭到轰炸，直至 9 月底，这给予日军以极大的打击。仅就 7 月、8 月统计，特遣队共袭击中国沦陷区及缅越境内日军设备及阵地 23 次，日机在战斗中被击落 28 架，毁于机场者 30 架，而特遣队自身仅损失 5 架及 4 名飞行员〔23〕。到 10 月下旬美机还开赴华北冀东附近开滦公司一煤矿进行轰炸，被报界称为“飞袭华北第一声”；对香港、九龙的飞袭也开始进行；11 月 25 日美机又首次进行夜袭，使汉口的日军设施、炮舰及汽船遭受损失。这一切行动虽然都是侵扰性的，仍属于“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战术，但它不但表明美机的顽强斗志，而且表明日空军则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绝对掌握中国上空的制空权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特遣队逐渐开始对日军的制空权进行挑战，但要彻底夺取制空权尚有很大困难。这不但因为日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训练、供给、设备、运输方面占有许多便利〔24〕；还因为特遣队自身有一重大弱点：即损失飞机后很难得到补充，供应物资也因驼峰运输量有限而十分紧张。因此，不但中国舆论界在 1942 年下半年要求美国加强空军援华的呼声很高，美国舆论界也大声疾呼。例如 1942 年 7 月下旬美报在报道特遣队轰炸了广州敌机场时就呼吁：“欲其负起艰巨之工作，尚须尽速获得适当之增援”〔25〕。至于特遣队首脑的陈纳德对此认识更加清楚，并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增加援助。然而，由于美国更重视欧洲战场，中国战区美军最高首脑史迪威又历来主张重点发展地面部队，结果陈纳德的要求屡遭否决。尽管如此，陈纳德还是在 10 月通过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温德尔·L·威尔基致函总统,要求获得 105 架新式战斗机、30 多架中型轰炸机、12 架重轰炸机，并以 30% 的战斗机及 20% 的轰炸机补充。为了说服总统，陈纳德指出他的计划成功不但有利于麦克阿瑟及海军在太平洋的进展，而且可以使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日本人则在半年内被赶出中国。此外，在信中陈纳德还要求作战上的自由与直接向蒋介石报告的权利〔26〕。像往常一样，陈纳德的计划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强烈反对。然而，由于陈纳德的计划得到罗斯福一些私人顾问如霍普金斯及科里的支持，加上蒋介石发出电报与陈纳德计划前后呼应〔27〕，终于使罗斯福的态度趋于积极。
从美空军十四航空队成立到中国上空空战的结束
1943 年 1 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上，罗斯福强调了扩大美驻华空军部队的政治利益，认为定期轰炸日本“将大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在会议结束后致蒋 介石的电报中，罗斯福保证决心立即增援陈纳德〔28〕。3 月 8 日，罗斯福最后决定 1943 年美国在华的主要方案是：成立美空军十四航空队；逐渐增加其空军实力，使之达到 500 架飞机；在设备许可情况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 1 万吨。11 日美空军驻华特遣队正式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为第一任少将司令。该队在编制上系从第十航空队独立出来。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自身在驼峰的运输线；搜集和破坏日军飞机与部队营地；轰炸日本在华军事设施；轰炸中国海岸与岛屿附近的日本船运；在印支、缅泰及台湾破坏敌军供应与军事设施；鼓励中国的抗日并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援地面部队〔29〕。
然而，尽管第十四航空队得到罗斯福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陈纳德就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相反，由于当时滇缅公路仍未打通，十四航空队的给养仍只能依靠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驼峰运输线（如果连从美国送到印度的路程，运输线长达 1.4 万英里），美空军运输大队虽尽了很大努力，运到昆明的物资仍有限；加之，第十四航空队仍隶属于史迪威之下，物资分配权也由史迪威掌握，因此陈纳德仍无法获得物资上的优先供应权。史迪威认为在收复缅甸之前十四航空队只能获取有限物资中的 3／8。更不幸的是，驼峰运输线在 1943 年 4 月又因雨季的提前到来而几乎完全阻断。在 4 月头 10 天，原定有 245 吨物资可送交十四航空队，结果，只送到了 45 吨，航空队的活动只好暂时停止。事实上 4 月只有一次飞行任务，即 24 日 9 架 B-25 型轰炸机出袭在缅甸的一个日军基地。
美空军的这种情况，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当时与在华美空军作战的日本空军，拥有战斗机 200-250 架，轰炸机 50-100 架。在 1943 年 2 月底制定的“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中，日方已决定“1943 年春季以后及时加强航空作战”，“遏制敌空军蠢动”是日军的主要任务；为此还拟增加战斗机、轰炸机各两个战队以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在华美空军〔30〕。3 月末日第三飞行师团首先从广州攻击桂林；4 月初衡阳、零陵、建瓯美军前线基地也频遭日机袭击；日机从 3 月 30 日起针对丽水机场的情况连续三天累计 80 架次进行轰炸；4 月 22 日日机以 44 架之众进袭零陵，同时对云南驿美机场也进行轰击，美机损失 17 架；4 月 29 日31 架日机再次进攻桂林，迫使美机向后方转移。
二战时的著名照片：守卫第 14 航空队 P-40 战机的中国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建议罗斯福召集史迪威与陈纳德回华盛顿面议，与此同时宋子文又向霍普金斯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将 5 月至 7 月中印空运物资拨与第十四航空队，以便向日军发动空中攻势。4 月底陈纳德抵美后，又向罗斯福面交了 1943 年下半年的空军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有：第十四航空队准备从 7 月起用两个月争取在中国的制空权；之后分三期展开攻势摧毁日本的运输线与本土；补给方面，7 月至 9 月月需 4,700 吨，9 月以后月需 7,100 多吨；在六个月中拟炸毁日本船舶 60 万吨〔31〕。考虑到以上计划，尤其是第十四航空队面临的处境，罗斯福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以满足中国方面与陈纳德的要求。5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明确主张从每月越过驼峰的 7,000 吨物资中抽出 4,700 吨给予驻华美空军，而对史迪威的反对意见不加理睬。为提高驼峰运输量，罗氏还在会后另派一军官去主持空运工作。这样一来，驼峰空运吨位开始增加，从 5 月的 3,000 吨增加到 7 月的 5,500 吨。
由于罗斯福的新措施，第十四航空队的物资供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 5 月起空中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5 月 4 日六架 B-24 轰炸机飞袭越南河内，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也遭轰击。在对河内的轰炸中，所投炸弹 75% 命中目标，因此被美军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为：“由中国根据地起飞之盟机空前最大及破坏最烈之一次空袭”〔32〕。美国空军主力从 5 月 6 日起还逐次向桂林推进，到 8 日晨即达 56 架。8 日这一天 7 架美 B-25 轰炸机飞袭广州日军的天河与白云机场，炸毁日机 20 架。
驻华美机的轰炸攻势很快引起了日方大本营的高度重视。它不但告诫日侵华空军“特别注意美轰炸机进入桂林，加强北九州、台湾及中国沦陷区的空中警戒”，还对南方军发出参电要求协助对华航空作战〔33〕。
与此同时，侵华日第十一军为了加强长江的运输能力，使宜昌附近近一万数千吨的船舶得以下行，消灭洞庭湖至宜昌长江右岸的中国军队，从 5 月上旬到 6 月中旬又开始了所谓“江南歼灭作战”。第十四航空队于是在肩负云南上空作战的同时，又担当起给湖北境内中国军队空中支援的任务。陈纳德说：“在那时期里，一个驾驶员在某一天沿长江扫射，而在 48 小时后又改在云南攻击红膏药轰炸机，是寻常的事。”〔34〕 6 月上旬，第十四航空队的大队机群连日分批在鄂西的宜昌、蒲圻、白螺矶等地实施轰炸，破坏了敌军的军事中心与设备，有效地掩护了中国地面部队。结果日军溃退，中美军队取得鄂西大捷。
对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军队的支援，当时中美双方都有高度评价。美军伊利奥特少校认为：“此少量空军能为中国军队完成如此重大之助力，吾人已不能获得更佳之例证”；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短评中也认为：“这次鄂西大捷，空军协同作战，重创敌人，是造成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35〕
当 7 月来临时，驻华美空军与侵华日空军都在为下半年的空战进行准备。尽管此时第十四航空队仍面临汽油及设备上的困难（例如 7 月原定有 4,700 吨物资，实际仅得 3,000 吨）。陈纳德开始认为美机的“游击时代”已经过去，决定将航空队从后方移至东边的前进基地，以作为计划攻势中的第一步。从 6 月下旬起，除一个战斗机中队及 308 轰炸机大队留驻昆明外，其余力量均飞赴桂林、零陵与衡阳一带。从而使这三个基地的美空军力量达到相当规模。日军方面本来就因春季以来对美军的“削弱”、“压制”效果不佳有担忧，此时对美机的东调更加敏感。不但侵华日军迫切要求加强航空兵力，日军大本营也痛感必须加强在华空军以压制美空军。日军大本营一方面继续要求南方军以其航空兵力协助摧毁中国西南的美军基地，另一方面于 6 月 7 日以大陆命令第 798 号分别从关东军调一个战斗机战队，从南方军抽调重轰炸机两个战队归侵华日军使用〔36〕。到 7 月中旬，侵华日空军力量达到三个战斗机战队，轻、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
7 月 7 日第十四航空队开始轰炸广州；8 日袭击海防；9 日第 308 轰炸机大队对东京湾里的日本船只进行一连串的轰炸，从而最后拉开了在华美空军 1943 年夏季攻势的序幕。面对 7 月中上旬美机的频繁活动，日本空军为了保护交通线，从 7 月 23 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这一天日军混编机群以 150 余架之众从武汉与广州两基地起飞，分四批袭击衡阳、零陵与桂林美机场，开始了九天的华南制空权争夺战。日军第一天就损失 8 架战斗机、6 架轰炸机。以后八天共损失 62 架飞机，而美方仅损失 8 架飞机及三名飞行员〔37〕。
在空战激烈的时刻，美驻华空军再次获得罗斯福的支持。8 月 7 日罗斯福新任命的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抵印度不久，就给驻华美空军派去了空中援助，从而加强了陈纳德的实力。经过三周的休整后，日本空军从 8 月中下旬又再次发起反攻。日军大量飞机自汉口、广州及香港的机场起飞，袭击在华美军机场，并一度在空中击落美轰炸机六架。但是，由于日军自己承认的原因：“日下美驻华空军质量都好，驾驶员素质，且较南方战线的美空军优秀。”〔38〕结果当 8 月结束时，日军始终未能压制住美机的夏季攻势。进入 9、10 月份，第十四航空队的活动范围仍然遍及华中、华南。对盟国军队其时进行的滇北缅西作战，第十四航空队也通过轰炸日方军事设施与军营的方式给以支持。相反，由于日空军在华拥有的制空权逐渐丧失，其作战方式与规模也出现了变化。为了避免美机截击，日机在华南各地空袭时，多不在白天进行，而且“行踪飘忽，来去不定”。
美驻华空军在陈纳德领导下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战果，而是积极准备新的攻势。11 月 4 日由陈纳德建议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诞生，并进入各队机场。按该队情报员梅洛夫少校的说法，拥有最新式 P-40 战斗机及 B-25 轰炸机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是独一无二的攻击性空军”〔39〕。这时，日军正准备纠集 10 万陆军与 250 架飞机对我第六战区进行进攻，即著名的常德战役。刚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立即与第十四航空队组织 200 多架飞机从 11 月起对常德、华容等地日军进行袭击。根据白崇禧的说法，从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6 日，计出动轰炸机 280 架次，战斗机 1,476 架次，击落敌机 25 架，击毁地面敌机 12 架，炸毁敌兵船只人马甚多〔40〕。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三大隊王光復，座机为 P-40N
除去支援常德战役外，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对东南沿海日运输船只的轰击也取得较大的成果，迫使各线运输能力一律缩减。根据当时从敌船上搜出的东亚航运株式会社报告，仅 12 月基隆至广东航行就遇 12 次空袭，致使进口锐减。即使船只进港后，起卸时间也非常短促。最后，在 11 月间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混合空军另一件重大行动就是被《新华日报》称赞的对台湾新竹敌机场的“历史性的感恩节奇袭”。25 日美中空军在美军特克西·赫尔上校的领导下突袭了距日本本土仅 660 英里的新竹机场，在机场和空中共毁敌机 40 多架。不但在数量上创远东空战的最高纪录，而且也是美国宣战以来盟机对台湾的首次轰炸。故而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大本营，并成为 1944 年春日军试图在中国大陆展开以摧毁美军基地为直接目标的豫湘桂战役的导火线。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空军在 1943 年下半年的作战，给日方造成很大损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达到陈纳德早些时候预想的目标。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中国飞行员
当 1944 年来临时，第十四航空队的力量更加壮大，不但拥有战斗机、轰炸机等共 254 架，而且一直最令陈纳德头痛的物资问题也出现某种转机。从 1943 年最后几个月开始，驼峰的空运量日益增加，尤其是空运队使用优良的通讯与导航设备与改装的 B-24DS 机之后，“让我们到圣诞节时运 1 万吨”的口号终于成为现实〔41〕。这样一来，连陈纳德也承认此时关心的再也不是如何增加空运吨位的问题，而只是如何分配这些吨位的问题。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 B-25 中型轰炸机
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是一回事，在新的一年内驻华美空军应做哪些工作呢？对此，陈纳德还在 1943 年 10 月当蒙巴顿、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魁北克决议时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该计划以东经 108 度为界将中国战区划分为二个战场：由于气候的原因，上半年行动多在西战场以支持缅甸战役、保卫驼峰运输线为要务；下半年则主要在华东作战，集中力量破坏日本的空军能力与运输能力。为实现上述计划，陈纳德要求东战场上半年物资供应由 1 月的 1,900 吨增加到 6 月的 6,200 吨，西战场则从 1 月的 6,900 吨下降到 2,700 吨。由于陈纳德特别重视 7 月后的东部行动，他还要求在 7 月前应贮存 2 万吨物资在东部。在飞机方面，陈纳德希望到秋天能有六个战斗机中队、二个中型轰炸机队和三个重型轰炸机队〔42〕。然而该计划并未获得支持。原因是从 1943 年 8 月起，美国陆军航空兵计划人员已经提出，从中国基地起飞美远程轰炸机轰袭日本的计划。因而对陈纳德的计划不再有浓厚的兴趣。加以陈纳德在供应问题的庞大要求，使印缅战区陆军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有理由从后勤问题上加以拒绝。事实上，陈纳德的计划本身也过于主观，没有充分考虑到日方的动向。尽管如此，在他的关于东部战场的物资准备的要求上，后来证明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在陈纳德提出新年计划之后不久，日军方面鉴于夏季以来美驻华空军力量的日益加强，意识到过去“一直采用的战斗轰炸机联合进攻”战术已不易取得成功，而对美空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日本运输能力的打击又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从 11 月起，日军试图酝酿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上空制空权计划，从而缓解赖以生存的运输问题。是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杉山总长首先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拟有困难，……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43〕11 月 25 日随着台湾新竹机场被袭击，更加快了日军酝酿新年作战的步伐。1 月初在华美空军配合美军潜艇在东海的活动，使得日方船只损失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杉山 11 月初提出的打通粤汉铁路的设想也趋于成熟，并于 1 月 24 日获得日本天皇的批准。这样日本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次大规模行动计划——一号作战计划就出笼了。其目的主要是一方面消灭在华美空军，另一方面打通粤汉铁路从而使贯穿中国的铁路联接起来，以便运送物资与兵力，支持在东南亚的日军。为此目的，日军计划使用 10 多个步兵师团及第五航空军的两个师团作战。
当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出笼时，盟军方面尚一无所知。第十四航空队也一直继续着上年底的活动。然而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与沿长江的集结与推进，逐渐引起第十四航空队的注意。陈纳德一方面开始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并建议 5 月空运 8,000 吨物资到中国，成立预备空军等；一方面派出轰炸机沿长江的日军集中区，对长江的船只、九江和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轰击。3 月日军的调动目的已非常明显，陈纳德便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与进行准备工作。首先命令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中型轰炸机队进驻梁山、恩施、汉中、安康等川陕一带的机场，试图日军在过黄河之前先将黄河铁桥炸毁，然而陈纳德的工作尚未完成，尚在呼吁予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以适当增援时，日军已先于 4 月 17 日拉开了一号作战计划中河南会战的战幕（亦即豫湘桂战役的战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史迪威还要求第十四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 B-29 轰炸机。
为配合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日空军在新乡、运城、彰德等地集结了 90 余架飞机，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轰炸。仅 4 月 19 日，日军就出动飞机 200 架次以上，对中国军队进行数十次的俯冲轰击，制空权全被日军掌握。直到战事进行 11 天时，美中空军才开始出击黄河铁桥，但由于此时日军早已有了几座代用桥梁，出击根本不能阻挡日军的进攻。就在这天晚上日军开始了攻打许昌的战斗。进入 5 月后，随着准备工作的基本就绪，美战斗机才开始在战场上活跃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果。以 5 月 5 日为例，据史迪威总部战报，美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炸信阳铁路工场及仓库，掷弹 80% 命中目标，毁货车 40-50 辆，军用坦克颇多，敌军伤亡之人数约 300 到 400 人〔45〕。5 月中旬，鉴于战况的发展，史迪威开始同意将汽油与在成都的 P-47 飞机供给陈纳德。但此时，河南作战已接近尾声。日军已着手一号作战第二阶段——湖南会战的准备工作。
根据会战前东条英机给日本天皇的奏章，这次会战针对在华美空军的意图更加明确。东条英机希望“依靠本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以保卫皇国疆土的安全”〔46〕。因此，侵华日空军从 5 月 17 日起便先派出机队对美军基地进行轰炸；次日第五航空军的战斗司令部也由南京迁至汉口。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5 月 27 日湖南会战开始，日军先锋直抵长沙，并于 6 月 18 日加以攻占。在此过程中，第十四航空队各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在作战飞机上，由于有 350 架用在怒江方面作战及保卫成都的 B-29 基地，结果在东线仅有 150 架防守，而其中真正能出击的才 90 架飞机；全面出动的物资则只准备了 30 天；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日军发动湖南进攻的同一天，史迪威还要求马歇尔解除陈纳德的指挥权；再者，这时两湖地区气候状况也很糟。即使如此，从 6 月初起，美机仍在战场上频繁出击，出击最多时达每日 50 架次，对敌机场、舰艇、部队及设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攻击。但是，最终未能阻挡日军的南进。长沙陷落后日军继续向衡阳进攻。在强大的压力下，美军只好在 6 月 26 日放弃在华东的第一个前进基地——衡阳机场。
7 月初，尽管日军在陆上进展顺利，但是在空中美机力量却有急剧增加的迹象，加之天气好转，美机出动架次增加，给日方后勤供应线造成极大的困难。据杉山战后回忆，由于第十四航空队袭击与洪水，从汉口南下的铁路被毁，不能修复。在初攻衡阳失败前，没有物资供应日军。7 月 2 日也只有少量的物资送到前线日军〔47〕。
但在此关键时刻，尽管“美空军的斗志极为旺盛”，美空军的汽油供应却开始严重短缺。7 月的第一周里陈纳德只好命令 B-24 轰炸机回飞昆明；到 7 月 13 日汽油短缺更加严重，桂林、柳州两基地共有汽油 1.25 万吨；17 日为避免受到袭击，不少飞机也飞回昆明。有五天之久，美机不能起飞，唯一能升空作战的是在浙江的第五战斗机大队 P-40 战斗机。这样美空军不但丧失了在关键时刻支援中国地面部队的机会，而且遭到日本空军的攻击。7 月 23 日日空军第 90 战队转到广东，主要攻击目标为桂林、柳州美军基地。同一天日军在对零陵机场的攻击中，毁美机 18 架。28 日对柳州的袭击中美机损失为 36 架。其后日机还连续对芷江、桂林等机场袭击，直至 8 月 5 日。与此同时日军地面部队在飞行队的协助下加紧了对衡阳的攻势，当在充足的汽油运送到美军前进基地时，日军已于 8 月 8 日攻下了衡阳城。
衡阳失守后，华东局势更加严峻。这时美空军在获得补充后，再次回到东线作战，对日军的轰炸异常猛烈。据日军自己估计，8 月中旬华中方面美机来袭有 1,000 多架次，共 171 回。这些行动最终使美机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8 月 29 日，日军在获得补充之后，从衡阳继续南下。美空军在此后一段时期里的活动，主要是以空袭来阻挡日军，并取得一定成绩。9 月 4 日，日军 58 师团在白地市附近多次遭到美机袭击，日军承认“使部队前进受阻，而且受到相当损害”〔48〕。同日在祁阳的日军第 13 师团因空袭各队均受损伤。5 日，美机继续对上述两个师团轰炸扫射，致使 58 师团只能在夜间行军，第 13 师团的转移也发生困难。不过，美机的这些轰击虽然能暂时延缓日军的进军速度，却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战局。9 月 6 日日军占领美机在东线的又一重要基地——零陵机场。
之后日军开始准备一号作战的最后一部分——广西会战。在此期间日军参谋部仍担心美空军东进对日本本土与南方要域之间的海上交通威胁，并要求侵华日军加以阻止〔49〕。但是直到 11 月 11 日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日军的这一目标也未达到，因为除去七个机场和六个辅助跑道为日军在豫湘桂战役占领外，美空军主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相反，正如陈纳德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事实上，在华东南一带的前进基地失陷后，第十四航空队在陈纳德领导下已经作了新的部署：（1）在陕西的西安、安康、汉中及四川各机场加强实力，主要任务是保卫成都机场，切断同蒲、陇海、津浦及京绥各铁路线；（2）对在汉口西北与西南的老河口、芷江两华中机场进行扩充和加强，中美混合空军总队在此驻守，主要任务是首先破坏黄河桥梁及京汉铁路两侧之日军设备，其次对南京、上海地区的东方区域进行攻击；（3）将 68 联队分为两个部分：其总队与两个中队驻昆明以东 100 里的一系列新机场，主要任务为支援粤汉路沿线的中国部队，切断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交通线。另外两个中队则朝日军侵占的地区以东转移，进驻益川、赣州和南雄机场，建立起华东航空机动部队。陈纳德要求这支机动部队确保中国东部的飞机场，攻击长江 上的船只，并对上海、南京进行攻击。这样，第十四航空队便从南到北建立起了与粤汉铁路大抵平行的新战线，削弱了日军豫湘桂战役的战略目的。
在此期间，第十四航空队的供应与装备情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1944 年最后三个月每月能得到 9,274 吨的汽油与润滑油〔50〕；作战飞机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好。这样，美空军就有能力在各个领域展开空中攻势。华东航空机动部队依靠芷江、赣州与遂川之间的空中补给线，从 1944 年 11 月到次年 2 月进行了所谓要塞、据点作战，共出动飞机 747 架次，投下炸弹 110 吨，使日军 312 架飞机受到破坏和损失〔51〕。华中的美中空军力量雄厚，12 月 18 日的汉口轰炸，使日军在华中的主要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次年 1 月 17 日对上海的攻击，使上海日机损失 65 架。2 月驻华美空军几乎全力用于切断交通线作战上，取得使 37 座桥梁不能使用，142 辆机车被毁的战绩〔52〕。
美军的攻势使日军不得不调整在华航空兵力，但日方仍不能挽回空中优势。此时日本为保卫本土将某些飞行队撤回日本，日空军在大陆方面的作战已不能兼顾，只能“以最小的限度进行之”〔53〕。到 1945 年 3 月，日机在中国出动的架次日益减少，面对美国空军在中国各地的飞袭毫无力量反击。这样，侵华日空军最后失去了空战的力量，在战争结束前五个多月就在事实上中止了空中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空军人员在中国长达四年的对日空战中，通过给日本侵华空军、军事设施及航运的打击，不但在物质上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早些时候在华的“制空权”，使中国空军逐步度过“黑暗的时期”，给中国地面部队以有力的援助，而且在心理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当然，由于美国的先欧后亚政策，中国战区史迪威将军的态度，在中国的这支美国空军部队力量发展有限，不可能在任何时刻都如人意，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它的这些困难时，才更能理解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可贵之处。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空军在中国的这些成绩，不只是美国空军自身努力的结果，而且包含着中国人民的巨大努力，这不但表现在修筑机场、守卫机场，提供连陈纳德本人也称赞的防空情报上，而且表现在中国空军的共同出击上。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战时期中英空防情报之合作内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 1942 年，中国政府的电讯情报人员应英国政府之邀请，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协助英印两国空军当局，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段往事，当时因涉及军事机密，加上参与者甚少，故外人很少了解。直至战后，仍鲜为人知。
本文根据家父 20 多年前遗留的采访手稿和部分回忆录，在加以浓缩改编之后，整理出此文以供读者参考。一方面也是籍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60 周年庆，缅怀我们在抗战中曾经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默默无闻的先辈们。
侦破日寇空军秘电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1938 年，在武汉正式组织译电人员，从事研译日本的军事密电。次年，戴笠又在军统内部成立一个译电组，由美国专家亚德雷任顾问，也以日军密电为破译对象。1940 年，蒋介石将驻重庆的七套译电班子一举合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强化对日译电的工作。
戴笠与蒋介石
就在该组织成立之前的 1938 年 10 月左右，军统的译电组从一架被击落的日机上搞到一份日本陆军航空队（即通常意义上的空军）的电台通讯秘密文件。文件中关于日陆军航空队（以下简称日本空军）飞机空对空和空对地通讯联络的一些规定，成为我方后来侦截日本空军密电的重要线索。
军统的译电组设在“迁都”以后的重庆市复兴关（此前名浮图关）。1940 年 4 月开始，该工作组已能截听到以运城为中心的日空军密电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海军航空队的密电，此乃中国侦译日本空军密电之伊始。也就在 4 月份，该组并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内的第 3 组专门截听和抄收日本密电，然后交第 2 组进行破译。至 6 月，已破译日空军一批对空对地密电，从而掌握了一部分日机的飞行动向，送中国空军司令部参考利用。
为加强情报的时效性，又将（重庆）徐家坡侦收电台扩大为侦译工作队。该队是一个集侦收、研译、情报判断三大功能为一体的机构，有利于更快捷地将有用情报送达我空军指挥机关。在徐家坡侦译工作队成立以后，已从仅仅研译简单的中文密电、从单纯收听日本外交密电，发展到可以一体化地截获整理出日本空军的行动情报。据说，在收集到的密电中间，也包括由我党领导的八路军等单位提供的一小部分电文。
在国民党要人中间，最重视密电侦译工作的莫过于曾任空军总指挥的毛邦初了。1940 年，当日机大举空袭重庆时期，我机在与日本护航战斗机（尤其是海军的零式战斗机）交战中，曾吃过大亏。故此，按蒋介石的指示，毛下令今后凡遇日机来袭，驻渝空军一律起飞避战，以“保存实力”。但这里存在一个指挥上的技术问题：如果我机起飞过早，空中滞留时间过长，便有油尽而野外迫降之虑；若起飞过晚，来不及与敌脱离接触，便有被炸于地面或被日机空中击落之危险。不过因为有了徐家坡译侦工作队，可以使我机的起飞时机和返航时机安排得较为合理，大大减少了飞机的损失。以至于到后来，我情报人员已能根据日来袭机群不同时刻的密电，分析出它们的航向、坐标和目的地，做到对日机的行踪了如指掌。例如在重庆实施防空警报当中，一般总是先后发出“预行”、“空袭”、“紧急”和“解除”四种不同的警报信息，可以让市民从容地进入防空洞或及时出洞恢复正常生活。
毛邦初
侦获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的日军动向
自从毛邦初升任中国空军总指挥以后，他便马上呈准蒋介石，由技术研究室专门成立一个全新的工作队，专门配属于空军司令部，负责全面收集和研究侵华日军空中活动的情报。该工作队于 1941 年 10 月开始在成都正式投入运行，仅一星期就掌握了侵华空军（也含日海航部队）的大部分通讯网络。
是年 10 月下旬，成都工作队突然发现日本空军的通讯异常繁忙起来，逐结合情报具体内容，判明日空军空中力量正分兵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以华中、华东海军飞机为主，经上海和广州南去；一路以华北和东北的空军为主，经东北，飞越朝鲜的济州岛，回日本本土。如此大的调动，化了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后，我密电侦收机突然转为沉寂，过去的情报源基本消失！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方面已将有限的空中打击力量南移到更加需要的太平洋战区去了。
于是，在空军参谋总部研究以后，我工作队及时调整了对日密电的侦收范围，改为侦收距离更远、信号强度相对更细弱的密电。
终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次日，就侦听并破译出一则重要情报：即原来以驻武汉日本海军飞行队为主力的敌机将“有所作为”……
12 月 10 日晨 8 时许，盟军方面发现日一架海军侦察机在新加坡东北洋面上进行了搜索活动。据该机发回基地的密电，我方了解到，这架飞机正在监视着海上某舰的行动。可惜因距离遥远，信号时有时断，令我工作队之侦听十分艰难。至 9 时许，信号已完全中断。下午 1 时许，突然又收听到日海军航空队重轰炸机群发出的一些密电，这是机群领队长机拍发给基地的密电，密电内容已尽是关于战果的详细汇报！这说明日本机群在已在午前出击，而下午 3 时以后战斗基本已告结束。在我工作队连续近 2 个小时的截听过程中，一共得到 16（17？）份密电，经分析得出如下情报：
1） 日军驻越南西贡的海航部队，已在侦察机的配合下，于马来半岛以东海面炸沉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却敌号”巡洋舰。虽然当时日机密电中报出的是“乔治五世号”，但中方还是正确地判断为“威尔士亲王号”。很显然，日机飞行员将外形非常相象的 5 艘同为“英王乔治五世”级的“威尔士亲王号”误判成“乔治五世号”了。
威尔士亲王号
2） 从日机空中电台呼叫数量判断，所出动的飞机应该在 100 架上下。
3） 根据通讯中的各种特征判断，可推断其中的一部分重轰炸机应该是原来驻扎在我武汉机场、并空袭过重庆的飞机。
4） 密电中对英舰中弹以后的描述相当详细，其中甚至包括中弹部位、何处失火、舰体如何倾斜、舰艏如何上翘、舰员如何逃生等等，不一而足。
5） 密电中没有发现然后有关空战的内容，这说明日军机群完全没有遭遇盟军的空中抵抗。
上述情报很快就被整理成文、逐一上报空军情报科，而后又由我空军总部报告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可骄横的英国人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他们认为坚不可摧的“威尔士亲王号”决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被毁，而最关键的是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的侦电技术！可不一会儿，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就大张旗鼓地宣扬了这一最新”战果”，这才使英国人开始清醒过来，继而对我国的密电侦破技术不得不刮目相看。
中英空军情报合作之始
自 12 月 10 日日本海上行动大告成功以后，日军立即在马来半岛登陆，进而轻而易举地开进了新加坡。接着又攻占了缅甸，大军直叩印度国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加尔各答。
为了守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英国远东军事当局痛感急需加强该地区的空中防御力量，而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空中情报侦判部队。显然，要想拥有这样一支富有经验的技术力量谈何容易！而我国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英军已有所耳闻。1942 年 5 月，英国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我派遣一支电讯情报队伍，前伸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以协同英、印两国空军情报机构，共同从事对缅印战区日本空军情报的侦译工作。
蒋介石对此没有异议，于是令掌管军情的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负责与英方谈判。不几天，双方就已达成协议，其中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有鉴于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中国同意派遣一电讯侦译工作组前往加尔各答协调工作；
2） 该电讯侦译工作组负责侦收缅甸及周边地区的日本空军无线电通讯，将所破译之情报提供给英、印空军指挥部利用。同样，后者所获相关情报，也应反馈给中国驻加工作队参考利用；
3） 合作范围暂以第 2 款规定的情报交换为限，今后可根据形势变化再作进一步协商，以扩大合作范围；
4） 中国驻加工作队可自设电台，并享有使用和发送密码之权利，用于直接与重庆的中国政府通讯联系；
5） 中国驻加工作队有权将所获情报（含合作方提供的情报）通过电讯或邮路发送回国内，且不受英方检查。通讯中的加密措施由中方自己负责。
6） 中国驻加工作队的薪饷、电机、器材等均由中国政府提供和补充；
7） 中国驻加工作队驻地、设备、密码本和人员安全应由英方负责保卫，使之不受任何损害和干扰；
8） 中国驻加工作队之住所为军事机要部门，除获得双方认可的联络官以外，任何英、印军民不得入内。
另外，协议还规定了前往驻地过程中运输方面的职责分工以及途中不接受任何入境检查的细节。后者主要是为了防范别国窃取我相关技术。
从协议条款中不难看出，我工作队完全是以主动和主导的姿态出国援战的，这在当时其他战线上是很少见的。
待命出发前戴笠发难
此刻，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已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移交给航空委员会（其实就是空军）主管，因此，组织工作队赴印事宜也交由航委会负责。1942 年 3 月，在成都成立了一个综合侦译日本空军密电的专门业务机构，为了对外保密，它被命名为“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下设若干监察区队，分头负责各不同地区的侦译业务。原技术研究室的成都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3 监察区队；而重庆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2 监察区队，且移驻昆明；新建的第 1 监察区队驻扎重庆；新建的第 4 监察区队驻扎洛阳；还计划新建第 5 监察区队驻扎在东南地区……同年 8 月，驻印度的那支工作队定名为“第 6 监察区队”。
有趣的是即将派驻印度的第 6 监察区队在组织派遣上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多头现象：其一，军令部第 2 厅负责与英方谈判，它代表中国政府签定协议书，所以英方误认为 2 厅厅长杨宣诚全权在握。而实际上杨什么也不是，他只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角色；其二，航委会倒是主管业务部门，它负责人员、器材、空运出国等具体事务；其三，是出国人员中有部分来自于军统系统的电讯训练班，也即军统有权推荐人员进队，它自然是什么地方都不忘插一手的。殊不知，权利显赫的“戴老板”、军统特务大头目戴笠就因为插手此事而几乎毁了此事！
说来话长。当时军统第 4 处负责电讯业务，处长魏大铭极力推荐他手下的倪耐冰担任赴印第 6 监察区队队长一职。倪某早年曾是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的电讯老手，但对密电的侦测和研译却是门外汉。不得已，只好再委派一名译电专家同往，并任队副，他就是原就在航委会第 6 监察区队工作的邱沈钧。因此，实际上倪耐冰成为行政主官、而邱沈钧就是业务主官。
1942 年 5 月，倪耐冰打前站，提前去印度与英军取得联系并做好安置准备。而邱沈钧则在重庆，在驻重庆的空军第 1 路军司令部的协助下，完成筹备器材与编队工作。至 8 月份，国内准备工作全部就绪，30 余人集中在重庆的上清寺空军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而已在加尔各答的倪耐冰来电称，境外所有事宜已于 7 月份安排妥当，只等队伍开拔。同时，也转达了英军希望中国工作队早日抵达的“迫切愿望”。在国内的邱沈钧副队长建议于 9 月率队出发，于是航空委员会将计划同时上报给军令部和军统局这两个“婆家”，以征询它们的意见。
军统方面放出话来，说是“戴先生想要接见区队全体队员”，但具体日期“以后再行通知”。然而大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拖就没了音信。尽管多次请示，但军统方面总是推脱，说“戴先生太忙”，于是接见的事就遥遥无期了。只要他这位阎王爷迟迟不接见，队伍那敢开拔！？
由于英方的一再催促，连倪耐冰也耐不住了，只得在 10 月初飞回重庆，以打探虚实。经过研究，大家一致推举他直接向上司戴笠陈词，说明英方的意见，并暗示万一英国佬等不及了、极可能直接找老蒋抱怨云云。倪耐冰照此法炮制，果然见效。在各方压力下，戴笠不得不在 10 月中旬邀请全队人员去他的公馆就餐。戴公馆离军统总部不远，里面环境幽静而隐蔽，是一座外人不易注意的小洋楼。
松林坡戴公馆
酒过几巡，戴笠就忍不住对英国佬骂开了，其深痛恶绝之词不绝于耳，令在座的无不暗自惊讶。他是这样评价英人的：“他们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老奸巨滑，你们去印度，与英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事处处留心，态度要硬，决不可软。应寸步不让，否则就会吃亏，上他们的当！” 他还蔑视道：“英国人外强中干，实在不中用。不到半年就被日本一脚踢出香港、马来亚和缅甸。难道他们这次会坚守住印度？我就不信！”
在酒席行将结束之际，他这样告戒这群一头雾水的赴宴者说：“你们到印度去要机警些，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回来，不要到头来，他们把你们扔下跑了，你们还莫名其妙哩……”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戴笠对英国人如此耿耿于怀呢？大家事后才知道，他之所以一再拖延赴印工作的行期，事出有因：原来早在抗战初期的 1939 年，他有一次搭飞机自重庆去香港，刚下飞机，就被知道他底细的启德机场上的香港警务处人员扣押，而且一下子就拘留了二十多个小时，而且还是关在一间“又脏又臭的小牢房”里。后经军统驻港特务多方营救和国民党外交部的一再交涉，才获得自由。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是英国人对他的莫大侮辱和打击，是终生难忘的奇耻大辱，所以，在派人协助英军作战一事上，不暗中捣乱才怪呢！只是碍于蒋介石已经同意此行，才不敢过分而已。
在加尔各答的日子里
1942 年 19 月 24 日，几经“磨难”之后，正式番号为航空委员会第 6 监察区队的全体队员携带器材和密码文件终于登上了从重庆直飞昆明的专机，然后再分乘 2 架飞机分批抵达加尔各答。
队部设在加尔各答市东北角一个叫作“皇后公园”的地区，这是一片军事禁区。中国人住在禁区的中心位置，那是一栋很大的 2 层洋房，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绿荫，环境甚佳。
刚到时，英国方面已经热情地为中国人配备了西餐大厨师，而且一天要开 5 次饭。可不久，大家就开始抱怨吃不惯洋菜洋面包，于是不得不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觅来一位中餐厨师，来给大家做饭，他的工钱自然仍由英人支付。结果是，全队人马的薪水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发放，而房租、饭钱和外出交通费用均由英国方面开销。
尽管中国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是工作队在当地的带管上级，但办事处除了主任一人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工作队的小洋楼。直接与国内保持联系的联系人，应该是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说白了就是当地的军统头目陈质平。工作队原则从不接待任何来宾，仅 2 人例外，那就是曾任重庆空军第 1 路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康良将军和中国驻印武官杜武。他俩路经该市时，曾分别看望过工作队，工作队也破例欢迎他们的来访。由此看来，工作队似乎对空军系统的人更有好感一些。
允许拜会中国工作队的英国人只限定于 2 人，一位是英国驻远东军区空军指挥部情报处处长福尔克纳上校，另一位是英方驻区队的联络官佩德少校。当然还有 2 名工作队专车的驾驶员，他们也是英国人。
英国人一见面就述说他们自己的密电侦译队因为组建不久，至今毫无建树。这支队伍总共有 150 人，几乎是中国工作队总人数的 5 倍。福尔克纳上校说：“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日本空军的通讯网络，我们希望得到贵方的必要帮助。”
据回忆，在小洋楼的 2 层，设立了工作区，拥有“2 台 4 室”的配置——
第一电台配备 4 台侦收机，由杨启华和俞京 2 人主持工作，具体任务是搜索和监听缅甸一带日本空军的通讯、研究通讯规律和变化、判断敌情、抄录密电内容。
第二电台由姚舜一主持工作。专门负责和国内的重庆空军监察总队、航空委员会以及军统局的日常联系，并将重大敌情通报国内。
然后就是“研译室”，由金仲宣主持工作。主要负责组织人力破译日本空军往来之密电，要求最后译出的电文就是一篇完整的有用的情报。所以在该室集中了数位从事日本密电研译工作多年的老手。
还有一间“队长室”，主管日常行政工作，处理情报的输出，随时将新的情报通知佩德少校，并定期编辑《每周综合情报》，于周末送交英方。
至于“联络官室”，坐镇的正是英方驻区队的联络官佩德少校。他负责传递情报和一般性事务。如果情况紧急，可以用电话将情报直接告知英国空军指挥部。
最后是“总务室”，配有书记、译员、打字员、事务员、文书、会计等等。
我获得英方无法得到的敌情
加尔各答毗邻缅甸，处于日轰炸机有效行动半径之内。第 6 监察区队初来乍到，主要还是收集日海军航空队的密电，但发现数量很少、信号很弱、以至于电文很不完整。据推断，海军飞机已无频繁的活动。于是及时调整了侦听策略，改为以收集日本空军（即陆军航空队）的密电为主攻方向。不久，我方即掌握空军的通讯网，将其拿来与以往已经掌握的资料进行比对以后发现，虽然敌方电台的呼叫结构和使用波段变化不大，但密电的密码组织已经彻底更换！
在国内，由于日军自认为中国人不大可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尤其是较为先进的空军密码，因此他们一直采用比较简单的“移位密码法”。而现在移师远东以后，他们要面对的是科技相对先进的英美两国，所以及时改变了空对空和空对地之间的通讯密码，新的方法叫做“加乱数法密码”，是一种保密性更强的高级密码，它一时间成为我方破解密电的拦路虎。当时，第 6 监察区队收到的都是三位数密电码，乱数表本比较薄，我方人员认为破译的难度没有预计的大。通过累积统计和分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发现日本人的这种密码乱数组并不算多，于是不久就攻克了这一难题，为判读日机往来密电和识破其动向扫清了道路。这是中国专家赴印以后打响的第一仗。
从 1942 年 11 月到 1943 年的 10 月、第 6 监察区队在加尔各答工作期间，共计破译日本密电 300 余份。其中凡情况紧急的情报一律翻译成英文，及时送交联络官佩特少校。例如在日本侦察机从空中发回地面的密电中就包括日机搜索到的海上英军舰只分布情况、印缅边界地区英军动向、以及当地的气象情况等等。又例如通过密电分析，常常可以提前洞察到日轰炸机的空袭走向与规模、其中有日机对缅甸西北地区印缅边界英帕尔一带及密支那东南方中缅交界地区进行轰炸的一些具体情况。同时，也让我们掌握到敌方的一些具体的战术，如日轰炸机往往每次出动仅 3 至 9 架不等。
利用日常破译的密电，不仅能起到预警作用，还能为组织指挥一些带有主动性的出击行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第 6 监察区队从密电往来中找到敌机行动的一些规律：一般一个高级将领乘坐军用飞机巡视缅甸各地，每到一站，就会先向下一站发出通报密电，这样一来，就让我们了解到他的行踪，给我方安排中途拦截创造了机会。此外，英印空军曾多次利用我方给出的日军后勤运输情报，提前派出飞机奇袭敌人车队或船队，并获得了成功。
根据长时间的监听，我方人员发现，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主力基本已撤出东南亚，而进入更远的太平洋战区。留在缅甸的几乎都是空军（即陆航）。它们的飞机总数也就在 200 架左右。中国人还通过对密电的分析了解到本地区日机的一些大致配置情况：比如日本飞机中多数是用于直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近程轻轰炸机，用于远程空袭的重轰炸机数量很少。而且，敌轰炸机的侵扰活动主要集中在缅甸的东北地区，北部和西北部次之，南部和西南部甚少出现。而且日机在出击过程中很少相互呼叫和发报，更不透露地名，这说明日机在缅甸的活动加强了保密性和反侦察措施。
一次不作宣扬的空中大捷
1942 年 12 月初一个无月的夜晚，加尔各答在喧闹了一天以后，已渐渐沉寂下来。可就在 8 点半左右，空中突然传来不祥的飞机嗡嗡声。接着就是几下沉闷的爆炸声。一些炸弹落在市中心的公园街，造成两三栋房屋倒塌。一时间，商铺纷纷拉上大门，路上的行人四下逃散，有的就近钻进了防空洞……街市上一片混乱。这是日本占领缅甸以后，对该市的首次空袭。
然而，这也是一次罪恶的轰炸，它选择了暗夜，它选择了闹市，而非军事目标或机场港口。3 架飞机扔下炸弹就溜，来去匆匆。很显然，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挑衅，借以掂量一下加尔各答的空防力量。
由于人们毫无戒备，所以连防空警报也来不及拉响。尽管英军在加尔各答拥有较强的空军力量，但因为对来袭之敌毫无察觉，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反抗了。而最令人尴尬的是，此次行动，就连第 6 监察区队事先也毫无洞察，令全队人马大惑不解。
经过紧急研究后发现，我方的工作存在一大疏漏：即原来我们一味地在按国内斗争的老经验办事，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搜索敌航空队的通讯网方面，而放松了对其他特殊动态的监听。另外，在此次行动中，狡猾的日军一反常态，并未在远程轰炸前派侦察机进行例行侦察，而是直接冒险入境投弹。所以，监察区队根本没有收到应该由侦察机发回基地的只言片语。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中国人决定分兵两路，一路人马仍然坚持搜索以往的空军通讯网，以便加强常规的密码侦破工作；另一路人马则死守侦机，严密伏守和拦截其他途径的空中电波。通过研究发现：仰光以北的东瓜机场表现最为活跃，飞机起降架次最多。而该机场地处缅甸西部，如果从这里起飞袭击加尔各答，那么飞机飞行的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海面之上，这必然给地面防空监视哨的警戒观察带来一定的困难。
有了眉目，就不难制定对策。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第 6 监察区队决定有针对性地强化对这一方向的监听，工夫不负有心人，我方终于得到了回报。
又一天的同样时间，区队二楼电台值班人员突然兴奋起来，他们发现东瓜机场在平静了若干天之后，突然又忙碌异常！机场电台和各轰炸机电台之间的通话多了起来，叽里呱啦的电波说明它们彼此正在试通联络手段，这会不会预示着将会有一次较大的行动出现？
根据这些杂乱的通讯，中国人马上就估算出参加行动的轰炸机可能在 9 至 12 架之间。又过了 10 分钟，日本人开始不再“发话”，这说明飞机编队正在鱼贯起飞。
不久，密电又在同一方向出现，先是飞机上的电台连续呼叫基地数次，但并不发送具体内容。而后基地根据地面测向机测出的飞机方位，通过回电反馈给空中编队。原来，这是一种为夜航飞行进行导航的办法。能使飞机沿着一条既定的航线前进。而聪明的中国人马上就联想到日本飞机很可能没有安装自主导航设备。
由于地面发回的电文中只有表示“示向度”的测向数据，因此如果侦译人员不懂测向知识，也只能是莫名其妙干瞪眼，无法变为对自己有用的情报。在空中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对第 6 监察区队确实是个挑战。
好在中国人早在国内举办的重庆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培训班里接受过飞行测向的知识培训，所以经过计算，马上得出了机群的飞行方向：即从东瓜起飞以后、一直在向西北方飞去。
这些情报立即告诉了近在咫尺的佩特少校，然后他马上拿起专线电话通知驻加尔各答的英印空军联合指挥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中方人员头戴大耳机，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搜寻着空中的每一丝电波。屋里寂静无声，只有器材里的电子管发出的轻微的嗡嗡声。可不知为什么，在飞机起飞 1 小时之后，日方的机载电台全部陷入寂静，所有的联络信号都消失了。只有地面还在疯狂地呼叫着他们。
第 6 监察区队一直监听到东瓜机场也停止呼叫为止，并将这一反常情况及时通告了佩特。……当夜风高月暗，加尔各答平安无事。
次日上午，正当中国同僚们一边茗着咖啡、一边在为昨夜的奇遇而大惑不解时，门外突然闯进了福尔克纳上校和他的副官，在他们的脸上已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他们激动地向中国同事们祝贺，祝贺第 6 监察区队在情报战线上打了一场大胜仗！
原来，昨夜英印当局在收到一份份来自中国专家的情报以后，经过整理分析，得出了日机将再次循着自东瓜到加尔各答的航线来犯的判断。于是空军指挥部决定立即出动战斗机半路拦截。时过不久，英国战斗机果然在吉大港附近空域与来袭的 9 架日本轰炸机遭遇，旋即展开了猛烈的迎头痛击。由于我方已了解对方出动的规模，做到了有备而战，所以在己方战斗机的数量上作了周密安排，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因此竟然将 9 架敌机悉数击落，无一幸免！而英军飞机却毫发未损。
此时此刻，眼见平日枯燥而艰辛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喜形于色的中国队员全都跳了起来，全队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
而当中国同事反问福尔克纳上校，近期英国同行有何建树时，这位少校耸了耸肩膀，摇着头回答说：“我们对如何侦译日本密电毫无头绪，所以对昨天的敌机来袭毫无所知……我们没有估计到你们在搜集日本空军情报工作方面拥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和成就。”
这是第 6 监察区队在印工作期间最令人鼓舞的一次实绩。
此次空中大捷发生之后，虽然也曾多次侦察到敌机在缅甸北部有过频繁的飞行，但再也没有敢进犯过这座城市。第 6 监察区队的成功，粉碎了日本进一步袭击加尔各答的企图，使这个城市恢复了和平与正常秩序，也稳定了该地区乃至印度的局势。这是中英对空情报合作对日作战的成功典例，也是我方无形战线援外作战的骄傲。
有趣的是，关于日机的第一次空袭，印度报纸曾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对于日机的第二次来犯以及溃败，却找不到一个字的报道。原来，此次空中大捷与情报战线的积极参与有关，所以任何消息均被英印当局扣下。并为了保密，规定在战争期间不得再对外透露。这也是造成这一胜仗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了。
谢绝技术交换和戴笠的撤军令
至 1943 年秋季，远东局势业已明朗。日寇无力蚕食印度，而利用空中力量进行骚扰也已力不从心。西方的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所谓和日本“东西大会师”的谗言早已成为令人耻笑的梦呓。英印空军以对付驻缅日航空队为主要目标的作战任务大大减轻，空防情报工作自然也下降为次要地位。有鉴于此，英方认为已经不再满足于昔日单纯的情报交流、所以提出了全面“吸收”我密电侦译技术，以加速其自身密电破译技术提升的请求。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原定协议之修改，所以第 6 监察区队当即请示国内的监察总队。
但得到的答复是：事关重大，如欲修改协议，英方应派员赴重庆重新谈判等等。很显然，中国政府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经验拱手相送。当英军看到回电以后，来了个过河拆桥的动作。竟暗示：要么交换技术、要么请便，意思就是逼迫你就范或主动提出撤离。在他们看来，以后的战事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批中国人了。
于是区队再次请示国内，倪队长还特意问了戴笠。结果自不待言，戴笠立马发报，令全队速回重庆本部，而且还特别加了“不得延误”四字，似乎英国人的自私早已被其言中。
中方的意见很快得到了英印当局的同意。福尔克纳上校、佩德少校和另外几位英国军官，代表英印驻加尔各答空军指挥部，假座加尔各答的大东饭店，为第 6 监察区队中的骨干分子饯行。10 月初，区队分几批撤回重庆，整个行动至 10 月下旬结束。
于是，给中国空军情报援外作战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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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bbs12345 于 2016-5-24 10: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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