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统一六国,最后一个灭掉的诸侯国是齐国,亡君姓田名建。但是,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却并不姓田,而是姓姜。这是怎么回事呢?
武王伐纣,商朝亡,周朝立。周朝立国后,大肆分封诸侯,劳苦功高的三军总司令吕尚,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姜子牙,被“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于是,就有了齐国。
齐国立国后,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齐桓公姜小白当政之时,“九会诸侯,一匡天下”,盛极一时。但日出总有日落时,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大权渐为卿大夫田氏控制。公元前391年,姜氏齐国最后一任国君齐康公沉溺酒色,丞相田和借机将其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作为食邑。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上无声无息,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就好比班主任老师不好好教书,总是上网偷菜,班长就对他说:“你上墙角站着去。”他就去了。其他的班主任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一样,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
5年之后,即公元前386年,名誉校长周安王终于说话了。他说:“田和,你就当班主任吧。”于是,田和就当上了班主任,是为齐太公。这段“佳话”,史称“田氏代齐。”
齐国可以说是个“两截子”国家,由姜至田,中间有条缝。但这条缝,就象小时候同桌的男女同学用粉笔在课桌上画的那道杠。你说它没有吧,它就在那明晃晃;你说它有吧,只要轻轻那么一擦,就还是一张干干净净,完完整整的课桌。
衰落归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还没瘦死,只不过是打了个盹,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管仲相齐,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管仲遗留给齐国的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样也传给了田氏齐国。
不差钱,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田齐的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茂大地。择机称霸,重塑齐桓公时期的辉煌,想想都令人激动。
可称霸要靠什么?人才!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
好主意呀!说干就干,田齐的第二位君主齐桓公(哈哈,也叫齐桓公)田午命令国土局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就叫“稷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稷下学宫”。齐威王时,学宫规模进一步扩大;齐宣王时,达到顶峰;齐湣王后期,齐国几乎被燕国灭国,学宫衰落;齐襄王时,虽有所恢复,但已难返鼎盛;齐王建时,齐国被秦国所灭,稷下学宫也随之寿终正寝,“寿命”约150年。
庙是搭起来了,怎么请神呢?有人就说了,只要你的“调调”唱的好,不用请,神仙自然来。什么是“调调”呢,就是办学方针。又经过一番讨论,这办学方针就定下来了:“不治而议论”。
“不治而议论”的办学方针这么一实施,再加上齐国派出宣传部长,到各诸侯国巡回宣讲,效果大好。
抛开政治立场和学术派别,齐国王室完全根据学者学问和成就的大小,分别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等官职或者“先生”、“学士”等称号。被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者,如邹衍、淳于髡、慎到等近百人,均赐给府邸,给与高昂的俸禄,并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意思是说,不参与政事,专心议论学术、时政和治乱之策,并可以随时向国王提出,类似于现在的政策研究室等智囊机构。
在稷下学宫的基础上,学者们还可自由讲学、著书立说。于是,众多学者冲破思想束缚,勇敢探求,大力创新,儒、道、法、墨、名、兵、农、杂、阴阳、纵横、小说等各家各派云集学宫,济济一堂,蔚为壮观。各派学术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稷下学宫俨然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阵容之强,精英荟萃,已成绝唱。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广收门徒,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和造就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众所周知的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淳于髡死后,其“弟子三千人为衰经”,场面之壮观,不输诸侯。学者们在讲学时,均无定规,可以自行其是。有的时候,甚至特别安排观点相左的两派学者共同上课,其场面之热烈,空前绝后。
对于在学宫学习讲学的稷下之士,学宫采取“来去自由”的管理方式。他们就象自由的鸟儿一样,“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和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择主而事”的模式,不谋而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因对齐湣王不满,他远赴燕国,为燕昭王师。齐襄王时,他又回到谡下学宫。齐王建时,他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这一切都很正常,就如吴起曾先后在鲁国、魏国和楚国为官一样,无可厚非。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都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学宫还定期举办学术辩论会,“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会上,各学派平等辩论,坦诚交锋,互竞短长,相互融通,来去自由,不搞一言堂,而搞群言堂。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医、农等诸子百家的方方面面。只要有理有据,你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你绝对不能什么都不说。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辩论会上,各个学派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稷下学宫的辩论舞台,见证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大解放和大飞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黄金时代。不幸的是,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黄金时代。
让我们讲几个和稷下学宫有关的小故事,感受一下学宫自由激荡的氛围吧。
虽然田齐政府倡导的是黄老之学,但对其他学派同样非常尊重,绝不排挤打击。齐宣王曾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有好多次,争论起来,齐宣王被孟子弄得面红耳赤,“王顾左右而言他”,十分尴尬。但齐宣王毫不在意,依然对孟子非常谦逊和尊敬。尽管政见不合,但齐宣王还是给孟子提供大量经费,用于他的研究和教育事业。资助并培养自己的反对派,齐宣王的度量和气魄,令今人汗颜!孟子离开齐国时,齐宣王还全力挽留,并“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也就是打算给孟子建一座房子,并资助他收徒办学。
不仅听从大牌的意见,连学宫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也可以当面批评齐宣王。有个叫王斗的人,就曾经当面斥责过齐宣王,并理直气壮地强调:“士贵君不贵”。齐宣王和颜悦色地说:“先生说的是,请先生一定监督我的作为,时时指出我的过错。”
还有个叫钟离春的女子,就是被后世称为“四大丑女”之一的钟无盐,上书批评齐宣王的过失。齐宣王大为感动,立其为王后。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和谐氛围,甚至远远超过了将近2400年之后的中国。
稷下学宫做为世界上第一所公办的开放式大学,影响至今。
思想和文化必须自由,时代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