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尘封数十年的手稿让79岁的王蒙回头打量39岁的自己，也让他思考在新疆度过的16年时光。他觉得今天的作家王蒙与那16年大有渊源。
“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玩耍）！’”他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79岁的王蒙这样评价《这边风景》的发表和出版。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当时王蒙正在新疆伊犁一个大队挂职当副大队长，劳动锻炼。2012年，王蒙的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北京的旧屋，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尘封三十多年的手稿，送给父亲。王蒙重读旧稿，百感交集，“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小说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政治运动再严酷，生活仍然在继续，能够消解‘左’的政治和‘假大空’，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王蒙说。
2013年是王蒙“重要的大年”。《这边风景》出版之外，他还再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0月，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发布会上，他告诉读者，自己再婚了，妻子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
与王蒙相伴60年的崔瑞芳去年3月去世。一年多之后，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遇到了新的爱情。王蒙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直接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新的爱情来了。在散文《明年我将衰老》中他写道：
“我跟三娅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就是她，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掏心窝子的认真
1963年12月，王蒙为拉开与当时政治中心的距离，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新疆，先是在乌鲁木齐，后来搬到伊犁农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在伊犁巴彦岱乡劳动锻炼的7年里，王蒙住在维吾尔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作”，学会了维吾尔语和舞蹈。
新疆的生活对王蒙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蒙复出，写了一批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从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至今，王蒙以新疆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达百万字。
王蒙把新疆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在新疆的16年当成自己人生的中间部分。
“没有新疆的这16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
南方周末：我看了《这边风景》，很吃惊。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类型的作品，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你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后出版这个小说？
王蒙：我是在1971年，38岁时写的这个作品，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五七干校”。我开始写了部分章节，几年时间里，我都在写它，一发不可收，写了70万字。
40年前的中国，在“文革”中，国家、社会都高度政治化，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都要看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艳阳天》、《金光大道》是这样，《春潮急》、《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也是这样，都是按照当时宣传政策写的。
《这边风景》也不例外，它没有写到“文革”，但它的话语表达受了“文革”的影响，我无法超越时代，批判“文革”、挑战“文革”。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中，我没有歌颂极左，还尝试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用毛主席起草的“二十三条”来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形‘左’实右”。
“文革”结束，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版这个长篇小说，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改稿完成。但出版社考虑到小说背景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指导王光美主抓的“桃园经验”，和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出台，在“文革”结束、改革即将开始的背景下，出版《这边风景》，在政治上显然很不正确，于是放弃。
我也试图挽救、删改这部作品，发表出版，但小说体量太大，人物达100个，不可能推倒重新来过，索性就尘封起来。40年后，王山和刘颋找到了手稿，非常喜欢，也让我有了自信。我觉得也到了可以淡化政治和时代背景的阅读时代了。去年你在北戴河采访我的时候，我正在校订这部作品，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订正完，后来交给了花城出版社。
南方周末：很多作者，即使是写过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发表出版。重读作品，你为什么“百感交集”？
王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我不可能颠覆我自己，不可能对于年轻的自己打一耳光，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
《这边风景》记录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一条鱼的中段。在79岁的时候，我眺望到39岁时的我，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
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过时的作品”，写到了当时“极左的东西”，有谨慎的“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人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什么都写到了，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我也受当时的影响，拿《这边风景》来说，这里面尼牙孜这个人物多少受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小腿疼”的影响；我笔下的“我”也受他的影响。浩然塑造过忠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萧长春，我写伊力哈穆也受影响，但我笔下的伊力哈穆比浩然写的萧长春多了一点人间烟火。
为什么？因为在伊犁的少数民族，人性上更放开点。我当时去新疆就是这么想的，全国的阶级斗争，让人没有办法活了。新疆土地辽阔，山河处处，多民族的地方，文化多元，应该可以正常地生活。
南方周末：你通过一件粮食盗窃案，借一个维吾尔村庄为舞台，演绎“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另一面又是浓墨重彩的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的描述，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和冲突？
王蒙：当年讨论我的小说《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感触特别深，她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对‘文革’的清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未完成事项，它粗重地横亘在我们历史的道路和心灵的道路之上阴影绵长。极左的政治扭曲着人们的生活，反过来，生活本身消解极左的政治。”
不仅如此，《这边风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一面接受着某些“左”的公式，一面在沉痛地控诉极左，控诉对于人的政治诽谤与政治诬陷，它挖空了心思，做到了这一点。
我在伊犁基层看得很清楚。北京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两报一刊社论多厉害，但到了伊犁，到了伊宁县农村，影响力微弱，这儿完全无所谓。生活本身的力量是无敌的，再怎么搞极左，老公老婆还要一块睡觉，还要一块做饭的，父母还要打子女屁股的，吃喝拉撒睡要照常进行。生活一来，你说一大堆政治口号，喊一堆空话，有什么用？
怎么样才能活下去，这永远是工农大众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出工，要砍柴割草，伊犁冬天长，雪大，小半年天寒地冻，人要烧炕取暖，牲畜要吃草过冬。他们反复打扮自己家的小院，今天在这里搭一个棚子，明天在那里砌一个炉灶，后天拆掉原有的狗窝，大后天又挖掉果树下的小块菜地改种鲜红的玫瑰花——为的是活得更舒服一点。生活是不可能被政治和革命摧毁的，爱情是不可能摧毁的，文学是不可能摧毁的，世界是不可能摧毁的。
南方周末：《这边风景》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它是重新书写了“17年文学史（1949-1966）”的杰出作品；另一种认为它是40年前严格按照官方钦定模式投机写作的作品，除了文献学的意义外，毫无文学价值，根本不应该出版。你怎么看这个作品？
王蒙：也有学者拿《这边风景》和《艳阳天》、《创业史》做比较。过去所认为的“17年文学”，从“文革”前的文学到浩然的《艳阳天》结束，现在来看《这边风景》才是17年文学的真正结束之作。
我看到了《艳阳天》、《创业史》，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写这个小说前，我细心研究琢磨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浩然、柳青，分析了他们的小说框架、结构、手法，后来写的《这边风景》。小说的故事框架尽量做到符合当时的政治的命题，或者称之为命题作文。
我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族的风情文化，记录了当时的生活风貌。从对人性和生活的描写来说，《这边风景》在我的作品里面，可以说是最具体最细腻最生动最感人的，它也是真正的文学。
我的作品绝对跟浩然不一样，绝对跟赵树理不一样，他们根本不可能写出像雪林姑丽和爱弥拉克孜这样的人物来。我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作品里也有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但是我的小说细节、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都是文学层面的。
我的《青春万岁》，明显是歌颂革命，歌颂共产党，批判旧社会。可是《青春万岁》不够革命，没有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学校里你写结合，除非让他们全退学。所以没办法，26年后才能出来。
《这边风景》更离奇，过左了，又是人民公社，还有阶级斗争，革命得太过了，现在才出版。我把人民公社的生活写得理想化，写得相对比较光明。可我也没有回避有些东西，开支很困难，没有现钱；人斗人，上上下下，风水轮流转；开会乱成一团，通知4点开会9点不一定开得成，有的人睡着，有的夫妻骂起来了。
因为我写的是生活，写的是人，男男女女，爱怨情仇，高低贵贱，写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十几个民族，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维族人怎么打馕，维族人怎么结婚，什么都写。几个农妇，张家长李家短，一块喝茶掰馕吃一边说话，煮茶的人流鼻涕落到茶里，擦擦鼻子给大家盛茶，喝茶人看到了：我肚子不能喝茶，只能喝白开水。这类细节，我很得意，现在写不出来的。
1983年，由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1960年代，小说刚写完的时候，王蒙头上右派的帽子还没摘掉，小说审来审去不能出版。王蒙嗅到局势艰难，随后申请调去新疆。2013年，《青春万岁》再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只不过发生了一点误会
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创作了 “在伊犁”系列小说，描述他的新疆生活。这些小说写出了维吾尔人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生动表达了维吾尔人民的生存方式、思维理念、宗教文明和民族性格。
“后来许多年过去，有外国人问我：在新疆那16年里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我在新疆读了16年大学的维吾尔语，预科三年，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博士后两年，就学会使用维吾尔语。”
南方周末：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
王蒙：我是被动的。我头上右派的帽子虽然去掉了，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青春万岁》审来审去不能出版，面临彻底封杀的局面。我在北京西山听了周恩来总理和周扬的谈话录音，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知道政治形势越来越艰难了，在北京我没有别的出路了，我想离开北京也许是一个选择。在和一些省市负责文艺的领导谈过之后，新疆作协秘书长王谷林当时就表示可以办理调动，安排我到《新疆文学》工作，我就这样去了新疆。
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运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从右到左写的是维吾尔语店名，放的都是维吾尔歌曲，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南方周末：但你也有过另一种高调的解释，把去新疆归结于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蒙：我并不以热烈拥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著名，并不以动不动表态热烈拥戴、痛哭流涕而著称。但是我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块，脚上有牛屎，脸上不干净，要脱胎换骨。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和维吾尔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语言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没有！
南方周末：你到了新疆，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怎么下到了伊犁，去农村当副大队长？
王蒙：把我派到伊犁，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的意见。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对于我个人印象都不错。他们觉得王蒙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帽子已经摘了，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但是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王蒙放在乌鲁木齐变成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目标，弄得他们都很被动，后来就干脆派我下生产队搞训练班，结果被人家“四清”训练班退回来了，理由是王蒙政治成分不好，怎么有资格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4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就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的厢房里。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我去那里至少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这个还是人道主义的关怀，没有惩罚的意思，北京已经惩罚过了。我可以把家属带过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工资自治区文联照发，还可以在那里兼任大队级的副职，对我这个已经开除党籍的人，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离不开体制，没有革委会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敢收你住宿，没有全国粮票，有钱没得吃饭，只能白白地饿死。你能有别的选择吗？离开体制就等于死无葬身之地。
南方周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然后又突然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贬到新疆农村。你不委屈吗？
王蒙：没有这个念头。说实话，从我自己主观上，我没有要和体制站在对立面，因为我觉得新中国建立起来本身很好的。如果说有人年纪大了，犯错误很正常。像毛泽东讲的那些话，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风雨就是群众运动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听着我觉得有道理。只不过发生了一点误会，或者这个政治上的不幸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向好的方面转换的。
1965年，王蒙初到伊犁。在那里，生活消解了政治。严酷的运动并不影响新疆人继续房屋私有、自由买卖、喝酒、宰羊、唱歌……王蒙被新疆庇护了16年，“文革”结束后，写了一系列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人民出版社 供图/图）
除了死亡，都是塔玛霞儿
新疆的16年生活，让王蒙再不是那个北京单纯的“少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崩溃后，王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和温暖，养猫、养鸡，下厨房做酸奶做奶油炸糕，甚至自制麻将，和政治保持了疏离。
在“文革”处境下，知识分子的选择空间非常小，“张志新他们说了一些不同的话，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我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干脆不闻不问做所谓逍遥派，还有一些人在范围之内，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学一点东西。‘文革’当中我在写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放在我研习维吾尔语上的时间多。”
在《狂欢的季节》末尾，王蒙不无感慨地写道：“革命需要世俗，需要考虑普通人的生活需要，革命不可能是全社会人人都参加的事情。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历史、革命最终的落点都是日常生恬，革命者要理解和尊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将之改变。”
南方周末：1979年6月，你离开新疆，坐火车回北京时哭了。16年的新疆生活，究竟给了你什么？
王蒙：新疆庇护了我，保护了我一家，平平安安。底层老百姓生活里来的智慧，也让我一辈子受用。那么严酷的政治运动，巨浪的影响力扩散到新疆基层，就剩下一朵小浪花了。那么严酷的“文革”、人民公社、集体制、合作化，也没有改变房屋私有、自由买卖。维族人的婚礼，按照政府的集体仪式办完了，回到家晚上一定会按照维吾尔民族传统婚礼规矩再来一遍，喝酒、宰羊，唱老歌跳舞。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
比如当时生产队长开长会，说县里开了三级干部会，今年夏收最重要，牵扯到反帝反修，还有批判刘少奇，夏收期间一律不许回家，所有的劳动力都要住在地里吃在地里。维族老百姓都鼓掌说好，坚决落实！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带被子住在地里。我夫人所在的中学搞“三反五反”，宣传队要求老师们集中学习住宿，当时维族老师都表示坚决照办，第二天没有一个维族老师带铺盖。几天坚持下来，硬是把学习班拖黄了。
又比如生产队长开会时讲，现在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底下农民嚷嚷：“别废话的，到底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修大渠，还是浇小麦？别在这儿说空话。”农民不怕，他已经最底层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最多送劳改队，有的人马上说，劳改队吃得比咱家好。生产队长没办法。
在新疆，生活本身消解了政治，人的生存不可能用政治口号解决。政治没有消灭日常生活，民族文化也没有被改造消灭，大地还是大地，人还是人。
伊犁每年打麦子的季节，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拢嘴，汉族人看着就特不习惯。有时候，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消化不了，屎拉出来全是麦粒。可维吾尔族农民说：“这是真主给它的机会，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上级检查的时候，他们赶紧把铁拢嘴给马戴上，领导一走就拿下来了。
维吾尔人喜欢说一个词：塔玛霞儿，大约相当于“玩耍”的意思，有一种自然而然、随遇而安、走哪算哪的人生态度。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南方周末：你学维吾尔语花了多长时间？
王蒙：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和当地维吾尔人简单交流了，能够一起聊天。熟练地掌握，应该是在两年以后。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我其它时间就是学习维吾尔语言，读维吾尔语言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语的颂歌。所有和维吾尔语言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苏联出的维文小说，我都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
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书。198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费正清还活着，我去看望他，我说他那本《美国与中国》，我看了特别有兴趣。他不相信，“你上哪里看去？”其实是1971年，他那本书作为反面材料使用，我才看到的。这个世界很奇怪，在最严厉的控制之下，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窗口，或者是漏洞。
在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和维吾尔朋友们一起喝酒，那是更好的学习场合。不管什么时候，抓住任何机会我都用，我也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族群众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很快，在生产队的会议上我也能够用维语表达了，当地群众非常欢迎，还要给我评“五好”队员。
南方周末：那时候汉族干部和维族群众的关系怎么样？
王蒙：我刚刚到新疆去不久，采写了《春满吐鲁番》、《红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拜访了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她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教维吾尔群众种西瓜、甜瓜，是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我还认识一个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兽医，在牧业大队干了一辈子，随同牧民们在草原上四处迁徙，为他们的牲口治病。
在当时的体制下，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维族群众。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吃住也没有太大差别，贫富相差不大。王震在新疆主政时有这么一条政策：进入新疆的干部和战士，学会维吾尔语，通过考试的，行政级别一律提一级，这个不得了。
这样的政策，让干部和官员沉下去，能够和当地老百姓交流沟通，促进彼此的感情和友谊。今天，还有多少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今天的援疆工作你又怎么看？
王蒙：当时毛泽东主席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的基本保证。内地的人到了边疆，都是带着好好干活发展边疆（的愿望）去的。当时苏联也提倡年轻人到农场去工作，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我年轻的时候，还唱一支苏联歌曲《到远东去》，和我们当时到西部去的背景完全一样。
当年条件那么艰难，环境那么艰苦，干部和群众都能够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现在经济条件那么好，资源多，硬件条件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比几十年前好过多了，为什么干部群众关系、民族团结还不如当年那个时候？这里当然有三股势力破坏的问题、对敌斗争的问题，同时肯定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这些年，中央让各地政府支援新疆发展建设，力度很大，建设了很多项目，从城市到乡镇，高楼大厦。医院、学校、剧院，去的人很多，花的钱不少。当地政府的评价非常高。但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咱们做了那么多项目，能不能直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比如，内地人去新疆工作，能不能本地化一些，吃些羊肉吃些馕么，至少不用自己带厨师去吧？能不能不带自己的企业，多给当地人一些打工的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多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友谊，民族融合就不是空话，矛盾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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