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至1952年6月，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旨在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来消除在干部间日趋严重贪腐、拜金现象。那么，这场运动最终走向了何方？
最早提出问题的人是高岗
“三反”本不在毛泽东计划之中
发动“三反”运动并不在毛泽东预定的计划之中。最早提出反贪污问题的是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他于1951年8月31日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率先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几天后，东北局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的文件。毛泽东随后在10月23日召开的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号召。就在毛泽东政协讲话发表几天之后，高岗再度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将增产节约问题与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头一次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读到报告后，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和增产节约的现实需要相比，解决政府部门中各级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和迫切的任务。
“不进行三反，共产党会变成国民党”
接连得到的几份报告，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贪污问题的估计变得严重起来了，例如，身为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被人揭发，暗中与私商勾结，“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明确讲：“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12月4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党政工作人员中贪污现象及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当即批转各中央局，并以相当严厉的口吻发布指示称：“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三反”运动之初一度遭遇瓶颈
运动“硬是推不动”
于中共进城不久，许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仅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就引发许多问题，更不用说从抗战时期带过来的各部门各机关用于为本单位谋福利的所谓机关生产及其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各级主管干部许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哪些算是贪污，哪些算是浪费，贪污浪费的政策界限如何，一时间谁也说不清。这种情况极大地束缚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手脚，许多人畏首畏尾。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主席一喊便千唤万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
毛泽东决定按比例打击“贪污分子”
为了进一步突破“三反”瓶颈，毛泽东拿出了在“镇反”运动中按比例估算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把用于“敌人”的招儿用在了自己人身上。由于薄一波当时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和华北军区政委，为了尽快取得成绩，薄一波专门召集华北军区各部队各军区首长开会，要求“集中力量捉大老虎”，层层分配打“虎”数字。所谓“老虎”是指贪污分子，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算“大老虎”，贪污三千万到一亿之间则为“中老虎”，贪污一千万到三千万之间的算“小老虎”。[详细]
按比例抓人导致运动扩大化
运动高潮时不少人自尽
薄一波报告之后，再加上毛泽东的一连串批示，多数机关部队都迅速做出了响应。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虽然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一些部队和地方在搞“逼供信”，并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但实际上，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无处伸冤，不少人自寻短见。
怀疑谁就抓来用刑
有亲历者回忆：“三反”、“五反”时“打老虎”，上级机关某同志坐镇二七厂（长辛店铁路工厂）。当时他对一个采购人员有怀疑，就找人拿来绳子和杠子，准备对他动刑。我知道后，将某同志请到我办公室，对他发了脾气：“你要动刑就先把我撤了，你来当党委书记！”当时弄得他下不了台。结果没几天，市委开大会时我被点了名：“二七厂工作不得力，没抓出老虎来。”
耸人听闻的战术
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八十人统计，戴蓝条的仅二十五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五十五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指头、扭耳）；（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详细]
成果：贪污93亿，追回500万
“打虎斗争”阶段结束后，全县（山东利津县）的“三反”运动即进入追赃核实阶段。1952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5月，增产节约委员会按照惠民地委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对贪污分子进行定案处理。利津县仅二、三个月的时间，即打出贪污分子259人，占参加“三反”运动人数的36%，其中，区级干部21人，一般干部238人；党员114人，团员27人，群众118。贪污总额93.62亿元（旧人民币）。退回赃款赃物折价2100万元，实结款500万元。
六十年后的反思
“三反”运动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1952年“三反”运动的发动，毫无疑问有其遏止共产党逐渐国民党化的发展趋势的意义所在。“三反”运动之后，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地较前减少了。然而，这并不等于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会因此而得以解决。“三反”运动过去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度普遍发生贪污事件和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以后更是几度再次大规模地进行反贪污斗争。这足以说明，“三反”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反贪应使权力受到必要约束
归根到底，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机无可指摘，其效果却利弊可见。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的问题，只有在成熟的法制体制内，使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并且只有在公民对行使权力的人员以及行使权力的过程能够保持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被减少和遏制。
![SiS001! Board - [第一会所 关闭注册]](images/green001/logo.png){kind=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