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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存-陈瑞钿传奇[11P]

　　编按：飞虎队在中美两国家喻户晓。然而，先于飞虎队在中国战空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之前的八年，美国，准确地说是美国的华侨界，就把他们最优秀的儿女送到了中国，帮助故国羽翅未丰的中国空军抗击精锐的日本对手。陈瑞钿（Art Chin）是其中之一。本文三位居住美国的作者都对这位英雄有详细研究，其中刘德明是其外孙。陈瑞钿的英勇事迹在海峡两岸广为流传（虽然细节上有各种差异），但在美国一直未得到公正的评价，直到 1997 年去世后，陈瑞钿才被迎入美国空军名人堂。

　　他的脸，布满了烧伤后的疤痕，疤痕上，覆盖着光滑得失去自然的皮肤。曾经拥有过的影星般的英俊，已经万劫不复。惟一双锐利的眼睛，在飞行员护目镜的保护下得以免受烈焰的舔焚。在此后的岁月中，这双眼睛何以继续闪烁着神采 — 尤其是在经历了壮志难酬、带火跳伞、满身伤痛等诸般挫折之后，在经历了结发之妻以身覆夫而惨死于日机弹片的椎心之痛之后? 然而他挺过来了。在纽约的话筒前，他挺直着身躯，与当时的超级明星乔治筏（George Raft）并肩推销战争国债；在媒体镜头前，他歪叼着烟斗，让无数记者拍照。在身体复原后，他重返蓝天，驾驶中华航空公司的运输机飞越珠峰的“驼峰航线”，在这条散落着数百架飞机残骸的“铝途”（Aluminum Trail）上运送抗战物资。他以击落 8.5 架飞机的战绩彪炳史册，是当之无愧的王牌飞行员，且这一切发生在他的故国中华抗战的天空。

肩负重托，渡洋报效

　　陈瑞钿，英文名 Arthur Tien Chin（简写 Art Chin — 阿陈），1913 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父名 Fon Chin，祖籍中国广东省台山县，母名 Eva Wong，不过陈瑞钿出生证上的母名为 Mulatto，陈家后人都知道这位老祖宗祖籍秘鲁，但不知其中国姓从何而来，一种猜测是其出生混血家庭并在澳门生活过。1930 年代初期，美国华侨界深受孙中山“航空救国”号召影响，当地华人社团全额资助陈瑞钿和一批热血青年入波特兰 Al Greenwood 航空学校学习。飞行训练极其昂贵，可见当地华侨的援华捐助是为可观。其时日军欲在亚洲构建大东亚共荣圈，侵占中国东北，并于 1932 年扶建满州国，吞并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在华侨父老乡亲重托之下，为救故国于困危，陈瑞钿和其他 11 名优秀的华侨青年一道，于 1933 年远涉重洋来华，志愿参加中国（国民党）空军。

陈瑞钿曾有过影星般英俊的面孔

　　可悲的是，满怀救国抱负的海外青年，一上岸就撞上了南墙，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志愿服务毫无兴趣。细节虽不可考，情景可以想象。其时国民党政府官僚充斥，又无先例及指示可循，中国政府虽呼吁国际援助，却未曾料到会等来这样一批不请自到的志愿者。更何况，他们带着海外华侨的身份来华，不免引发里通外国的嫌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外国，同样的嫌疑也一直缠绕着他们）。话要说回来，这样的怀疑虽近乎病态，毕竟普遍存在于各国，故而无悖常理。

　　除日本的虎视眈眈之外，中原大地上还有多股势力在争夺政权。辛亥革命送走了清朝，却未能带来一统天下的新政权，人民虽对孙中山倡导的共和体制寄予厚望，终不抵军阀混战，国家再次陷入分崩离析。直到 1930 年代，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统率之下，终于制服各路诸侯，建立起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中央政府。可是许多省份继续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还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抗衡。

　　不过，这种乱象也为陈瑞钿和他的伙伴们打开了一扇参加空军的后门。在 1930 年代初期，中国各省有约 16 支互相独立的空军部队，小者仅一两架飞机，大者有数百架，颇具规模。连横合纵几经争斗后，除中央军之外，尚存广东、广西、陕西、四川和云南五省拥有自己的空军。其中广东为诸省中最大最强者，由实际的军阀陈济棠所控，广东空军为其“天空屏障”。美国早期华侨多来自广东，故而陈瑞钿一行辗转到广州，最终投靠陈济棠加入广东空军。1933 年 12 月 1 日，陈瑞钿获少尉军衔。其待遇，和 8 年之后才成立且不足一年便解散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月入折合 10 块美金，后者 500 多美元。

　　然而世事难料，到 1936 年夏季，陈瑞钿却又圆了“加入”中央空军的梦。原委乃是年 5 月，陈济棠突发兵变，同蒋介石分庭抗礼。广东空军或从全国团结抗日大局出发，拒不从命，在该年 6-7 月间集体投奔中央空军（陈等华侨飞行员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目前尚不清楚，但似乎不是煽动者）。此次投奔已非一般“变节”，广东空军是把所有飞机降落到国民党的机场。一夜之间，中央空军实力大增，自不必说，陈济棠兵变以失败告终。

　　对陈瑞钿而言，这一年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他与另外四名飞行员被选派到德国接受先进战斗机飞行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空军竟然接受作为德意日轴心国之首的德国纳粹空军的训练，这或许不可思议，其实不然。在 1930 年代，中国是德国的重要武器购买国，德国必须提供各种军事专业顾问和训练。培训基地设在历史悠久的巴伐利亚州 Lager Lechfeld 机场，当时该机场由制造梅塞施密特设计的 Me 109 和 Me 110 等飞机的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用。

　　学成归来，陈瑞钿入第 6 飞行中队，担任一名队长，在 1937 年 2-6 月期间在队里任教官。同月，他被调入第 5 驱逐机大队第 28 中队任副中队长，正队长由另一美籍华人陈其光（Chan Kee-Wong）上尉担任。第 28 中队当时配备的是 Curtiss（柯蒂斯）霍克-II 双翼战斗机，是美国海军 F11C-2（自 1934 年起改名为 BFC-2）的出口型机种。中国在 1933 年购买了 50 架，此机型亦于同年入美国海军服役。可是仅过四年，这款双翼机就现落伍之象，其设计为开放式驾舱，织物蒙皮，带固定起落架，配两台步枪口径的机枪。

陈瑞钿伍月梅夫妇

　　虽然战云压空，年轻的陈瑞钿不忘苦中作乐。他英俊而善交，蓄一口引人注目的短须，叼一管烟斗，即便在社交中讲带着浓厚美语腔的中文，也别具魅力，故而深得女士欢心，且此“花名”伴其一生。就在这段期间，他结识了印尼出生的华裔伍月梅（Eva Wu）并与之结为连理。据陈氏家谱及中国一些资料记载，伍月梅是著名归侨伍廷芳（1842-1922）之女，伍廷芳是香港首位华人大律师，在 1896 至 1909 年间历任驻美国、秘鲁、古巴外交公使，后任民国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及代总理等职。陈伍二人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英文名分别为 Gilbert 和 Steve。

　　旋即，日本关东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升级，酿成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从 8 月 10 日起，空军第 17 及 28 驱逐机中队驻守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外围的句容机场。第 17 中队长由美籍华人黄泮扬（John Wong）任中队长，该中队配备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 P-26“射豆枪”（Peashooter）的出口型 — 波音 281。此机虽为单翼型，其实只是一款过渡性设计，仍保留着大量陈旧性能。即便如此，对中国而言已属不可多得。8 月 13 日，日军南下攻沪，开始向内陆及首都推进。

中国波音 281 机队与飞行员

战绩显赫，长空风流

　　1937 年 8 月 16 日，陈瑞钿首开记录，击落一架三菱 G3M2 双引擎轰炸机。此战对陈而言相当惊险，原因颇多。其中之一是他的战斗机速度难以超越日本轰炸机（或者几乎速度相仿）。据陈的私友及学者张钟泰（Raymond Cheung）后来说，阿陈回忆称，当他的座机进入开火位置时，几乎成为对方炮手的静止目标。此战也凸显出 1930 年代中飞机发展突飞猛进的速度。1933 年和 1936 年相隔只有短短三年，1933 年服役的霍克-II 和 1936 年服役的 G3M2 俨然已显两代机之别。霍克-II 仍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阵列的尾巴上，G3M2 却以崭新面貌出现：全金属、单翼、封闭式座舱、可撤回的起落架，配备防御性旋转炮塔。不过 G3M 也只领片刻风骚，到太平洋战争开战时已经落后，但仍存余勇，在 1941 年 12 月 10 日马来亚海战中，日军以此机为主炸沉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

　　为保卫广东韶关飞机厂，第 28 驱逐机中队派遣陈瑞钿率领一个机组阻截日本轰炸机。1937 年 9 月 27 日，他的机组和第 29 中队的一个机组（该组驾驶带伸缩起落架的霍克-III 战机）一道，发现三架 G3M2 轰炸机。此战中陈瑞钿未报战果，但据日方记录，其中一架轰炸机在返途中因伤迫降，有证据显示陈瑞钿是此战果的主要功臣。

　　一个月后，中国从英国获得 36 架角斗士（Gladiator）Mark-I 型战斗机，翌年 1-2 月 间分配给第 17、18 和 29 中队。这款战斗机比霍克-II 先进，它速度更快，配四挺机枪，采用密封座舱，但仍保留织物蒙皮、双翼及固定起落架等陈旧设计，螺旋桨由两片巨大的木浆叶组成。和其他大多数战机一样，它没有配备防弹钢板和自密封型油缸，其之重要攸关生死，此为后话。

　　陈瑞钿从此驾驶这款飞机击落击伤多架敌机，自己也摔过三架，其中只有一次属于事故。1938 年 2 月 9 日，他率领一个机组飞往南昌，途中遭遇暴风雪。在没有全球定位系统的年代，在甚至没有无线电导航覆盖网络的中国，战斗机辩识方向只能基于经验。他命令他的机队升高，自己孤身下降探位，寻找地标。凡经历野外暴风雪者都可想象出天地混沌一片的情景。陈瑞钿正贴地飞行时，意外撞上一座被雪严密覆盖的小山，虽然飞机坠毁，陈瑞钿却奇迹生还，但右眼下方负伤。

　　对常人而言，飞机坠毁容易造成心理创伤，如果自己再负伤的话，更易生发恐惧。有些人甚至目睹一次坠机事故后便退出飞行。陈瑞钿却毫无惧色，一心想着重返蓝天。5 月底痊愈后，他立刻投入战斗，击落一架日本中岛 E8N 水上飞机。6 月，他被任命指挥第 28 中队，并晋升上尉。是月 16 日，陈瑞钿再传捷报，击落又一架 G3M2。8 月 2 日，陈瑞钿机队的地勤人员无意中从一架苏制战机残骸中翻找出一套防弹钢板，遂装到陈的座机中。就是这套防弹板在第二天的战斗中保住了陈瑞钿的性命。战争中的巧合充满种种诡谲，是为一例。

　　8 月 3 日，陈瑞钿驾机升空后，报告受到三架日本三菱 A5M（一说 A5M4）战斗机攻击正与之交战。据当时还未以“飞虎”将出名而仅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陈纳德将军说，“阿陈一心想着要把小日本的长机打下来，竟奋不顾身地贴身冲撞。两架飞机都爆成火球，偏这阿陈命大，跳伞落地……负了点伤，身上被烧着几处。等我们找着他时，他却正在现场指挥群众从飞机残骸中找他宝贝机枪。”这阿陈索性得寸进尺，向陈将军提出请求：“长官，我想用这挺机枪再和您换架飞机，怎么样？”

　　整个故事或许有点渲染，基本情节却是事实。根据准确资料，日军的三架 A5M 围住陈瑞钿的角斗士，轮番开火，陈瑞钿只听到子弹在座椅后刚装的防弹板上迸飞。角斗士百孔千疮，眼看就要失控。阿陈临危不惧，即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在所不辞，于是驾机勇猛撞向其中一架敌机，并在撞机的最后一瞬间跳伞弹出，落地后被护送到当地救护所医治。一名战士从陈瑞钿的角斗士残骸中找出一挺机枪并带给他。后来陈纳德将军前来探视，阿陈开玩笑说，要把这挺机枪装到他的下一架战机中。

八三武汉空战情景

　　日本帝国海军的三菱 A5M 96 战机是陈瑞钿和他的战友们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A5M 96（以及后来更著名的改进型 A6M）的设计者是三菱首席工程师堀越次郎（Jiro Horikoshi），该机是 1930 年代的过渡设计，采用开放式座舱，固定起落架，装备两挺机枪。但它是全金属单翼机，速度超过除苏制波利卡尔波夫 I-16（Polikarpov I-16）单翼机以外的其他任何中国战斗机，且由训练精良的日本军人驾驶。

　　在1938 年 10 月，幸存的角斗士全部撤出进行大修，第 28 中队获得新装备，仍然是双翼机 — 苏式 Polikarpov I-15Bis（或I-152）。抗日至此，由于各种事故和作战损耗，中国空军已经元气大伤，虽然终于获得苏联飞机补充，且苏联“志愿”飞行员从 1937 年秋季开始入华参战，毕竟难振旧日雄风。苏联的高速双引擎图波列夫的（Tupolev）SB 轰炸机和 I-15BIS/I-152 成为中国空军主力机种。

陈瑞钿和他的爱机纽约号伊-15 战斗机，这种飞机早已落后，但是陈瑞钿和它灵活的特性仿佛融为一体，先后打下了八架日本飞机

　　1938 年 12 月 20 日，陈瑞钿晋升第 3 驱逐机大队副队长。阿陈和他的战友们开始驾驶苏制战机，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后来角斗士（仅剩三架）通过检修重新服役，阿陈立刻要回他更顺手的旧机。1939 年 11 月 2 日，阿陈和僚机截住一架三菱 KA-15 侦察机，却未能将之击落。皆因该机速度极快，几乎是不怕任何中国战机拦截。根据陈瑞钿的个人纪录，他已经打哑了 KA-15 的炮手，可惜僚机无法跟上，让其得以逃脱。在同月的月尾，陈瑞钿又打下一架日本双引擎轰炸机，估计是 G3M2。此机尾翼下方有一盲点，陈瑞钿准确抓住这一弱点，潜至其尾下方，仰射将其击落。

　　血洒长空是天空骄子的完美归宿，陈瑞钿的空中格斗生涯在最激动人心的空战高潮中终于结束。1939 年 12 月 27 日，他率领由一架 I-15Bis 和另一架角斗士组成的混合编队，护送苏联飞行员驾驶的三架 SB 轰炸机去袭击集结在昆仑关附近的日军。在惨烈的开路过程中，他编队中的两架战机先后折翅，但日军方面同样被打掉两架，第三架负伤返回（无法判断功归于谁）。阿陈的角斗士不幸也被击中油箱，他驾着一团熊熊烈火紧急飞回到中方安全线内，然后带火跳伞，全身大面积烧伤。落地后虽终于被中国士兵发现并救出，却因当地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备受煎熬整整三天。烧伤者最怕的就是感染。阿陈后来的康复过程极其艰难和此三天等待医药不无关系。

　　陈瑞钿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没有白流，三架苏联轰炸机在他们的护送下全部冲过日机阻截线，完成了轰炸任务。国民党军队经过血战，收复昆仑关。

无怨无悔，百折不挠

　　严重烧伤的陈瑞钿被安置在广西柳州机场边的一间小屋中，他的妻子伍月梅携儿赶来，亲自护理丈夫。却不料日机突然在第三天空袭柳州机场。月梅急将两个幼儿送入防空洞，旋即转回来守护丈夫，此时的阿陈，脸部连同眼睛，还有双臂从上到下，全部缠满绷带，根本无法动弹。在梦魇般的清醒之中，他们听见炸弹爆炸声轰然而近，情急之下，月梅舍身救夫，扑到阿陈身上，炸弹掀翻了小屋，弹片夺走了月梅的生命。多年之后在接受采访时，阿陈平静地说，“我将她的尸体一直抱在怀中，直到救援人员赶到。”

四十年代初美国侨界出版的连环画选图

　　香港，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而保持中立。陈瑞钿和他的儿子们被疏散到香港。医生在两年的时间中对他施行了 7 次手术，医治他脸上和手上的创伤。1941 年 12 月 8 日，香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乱作一团。仍缠着绷带的陈瑞钿离开医院，找到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他们的保姆丢下孩子逃走或可能死亡），辗转穿过封锁线回到安全区。最后，在陈纳德将军及蒋夫人宋美玲的劝说下，阿陈同意回美国继续接受医疗。身为美国第一志愿军团司令的陈将军，于 1942 年 6 月 10 日亲自书信一封，请美国空军派运输机接阿陈回美。在纽约医院的 20 个月中，陈瑞钿又经历了 20 多次手术，逐步修复脸及手部创伤。虽然疤痕重重叠叠，总算全身出院。

伤愈后的陈瑞钿

　　毫无疑问，陈瑞钿已经尽了一己之力，他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役，在荣誉中安度余生，找一份宁静轻松的工作，把扭曲的脸庞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然而，这不是阿陈的性格。

　　他公开出席了战争债券集会，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影星乔治筏和市长 LaGuardia 等社会名流一道，参加侨界组织在纽约中国城举行的买国债“工合”（Gung Ho）动员集会。“工合”者，本为当地侨界一组织名称，此时此刻更意味着美中两国在战争中“一起努力”及“有难同当”之意。对于支持美中并肩作战的这样一场声援集会，此名再贴切不过。

陈瑞钿在疗伤期间接受 CBS 采访

　　在这段期间，陈瑞钿和一位名叫 Frances Murdoch 的护士相恋并结婚，生育一女，取名 Susan。战争结束后，Murdoch 乘船去上海与丈夫会面，却在船上移情于一名同船乘客。陈瑞钿遂与之平静分手，只要求取得对孩子的监护权。

　　陈瑞钿身体康复后，于 1945 年重返中国，再上蓝天。他在这年 3 月 28 日获得美国政府部门颁发的符合飞行员条件的二级体检证明，国民党空军少将毛邦初（P.T. Mow）也亲自为他出具在中国空军服役积 3,000 小时飞行经验的证明。他据此加入了中华航空公司（CNAC），在中国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驾驶运输机飞越珠峰，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在“驼峰航线”上运送抗日物资。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航程。美国空军负责空运的前司令官 William Tunner 少将曾经说过，“飞越‘驼峰航线’所面临的危险决不亚于飞越纳粹德国的上空。”到 60 年后的今天，这条航线上仍有 300 多名航空人员被列为“失踪”。

他伤愈后重返中国，和 CNAC 的同事合影

　　中日战争结束后，陈瑞钿作为资深飞行员继续留在中航，担任一名机长。1947 年 10 月 15 日，他获得飞行员资格考官证书，资格范围覆盖单引擎、多引擎、仪表系统和民航运输机等。其资格证明书则特别标明他具备驾驶 DC-3、C46 和 C47 的资格。

　　在中航期间，陈瑞钿结识了当时在中航上海分部工作的杨瑞芝（Vivian Yang）。杨的同事曾警告她说，要是坐阿陈的飞机，千万别打磕睡，“要不一觉醒来，猛然看到他的面孔，别把胆给吓破!”杨瑞芝不仅看到他的面孔，更看到面孔下的心灵。他们在 1948 年结合，并生育了一个儿子，取名 Matthew。

　　1949 年，陈瑞钿携带家小回到他在美国的家乡波特兰。从 1950 年 9 月 20 日的一份体检证明可知，他一直想在航空公司找一份飞行员的工作，但显然无果。最后在当地邮局谋到一职，直到退休。据邮局同事 John Johnson 说，阿陈在波特兰市邮局第 19 邮区担任信件分拣工，需要三班轮转。这是一份“叫价”的工作，意为美差。他记得阿陈为人友善，有人缘，还喜欢和漂亮女性调笑。

海外华侨，华裔美民？

　　在陈瑞钿过世前不久，一家报纸记者问他为什么去中国，他的回答是：“中国召唤我。”（China called me）。答得直截了当，却模糊了身份前提。或许只有在理解中国移民及其子孙后代与中国的感情纽带后，才能准确理解为什么阿陈如此脱口而出。

　　身为华侨，栖身海外，可能永远被视为外来人，你的居住国视你为与中国有牵连，而你的母国中国却视你为和居住国有牵连。年轻的阿陈和他的同伴辗转万里，来到他们认做自己故国的中国，乞求加入国民党空军，却被拒之门外，尽管此时的中国极度需要经过训练的飞行员，甚至在此之前的 1926 年，中国就开始运作一项“海外求援计划”（Outreach Program，且此计划一直存在）。由此看来，国民党的确在寻求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又敬而远之，且对华侨援华的期待非常明确，这就是筹款和声援。一群血气方刚的准外国人，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操一口广东腔（有的还讲得磕磕碰碰），却自告奋勇要上前线，显得不伦不类，当然投靠无门。

　　在大洋的这一侧，陈瑞钿的处境至少当时没有这样明显地尴尬。美国方面的资料文献经常将他描述为俄勒冈本地人，但也没有忘了称他为“Chinese”。例如，《俄勒冈人报》（The Oregonian）1944 年 9 月 6 日报道陈瑞钿准备返回中国的消息，标题是“中国人准备回国”（Chinese Set to Go Back）。在那次引人瞩目的战争债券动员集会上，他穿的是中国空军少校的戎装，实质上是在扮演中国的明星代言人的角色。二战期间，中美是盟国，这样做或许不成问题。一旦两国利益相左，问题就可能接踵而来。美国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便是证明。

　　现在再回过头来探讨陈瑞钿去中国的动因。一个不满 20 岁的年轻人，胸腔中一定充满着理想主义和青年乐观精神。中华大地上的悲剧事件在美国广为报道，深得民众同情。身为华裔青年，阿陈自然了解得更多，对故国的感情更加强烈，因此决意投身其中，贡献一己之力。他的所想所为并不孤立，有一批热血青年与他同行。例如其中之一叫雷炎均（Clifford Louis），很多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位空军将军。另一个叫李阿莹（Hazel Ah Ying Lee），后来加入美军空军妇女航空服务团并在位殉职。

　　既去中国，他如何能做到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尤其在经历了这种种悲伤、恐怖和伤痛之后? 又如何能坚强地昂起头颅，勇敢承受起命运压向他的一切磨难?

　　这其中定然有某种内在的因子在作用，它有别于外部因素，无法归类于任何族裔，难以量化，我们只能称之为“性格”— 性格使然。

　　陈瑞钿在中国一直被视为英雄，但美国方面如何看待他? 虽然是出身于美国的美国公民，他是在参加中国的空军后而成其英名，故而似乎应另当别论。但又不尽然。美国人为外国空军效力的例子并不少。日本袭击珍珠港时，欧洲大陆战火已燃烧两年多，中国的抗日战争更超过了四年。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前，许多美国人已经在英国皇家空军和在欧洲作战的加拿大皇家空军中作战（最著名的是三个鹰中队 [Eagle Squadron]）。并且，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已在中缅边境地区逐步形成作战能力，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中国空军内独立形成一个作战单位，即闻名于世的飞虎队。多数美国历史学家断然不会因为飞虎队在外国效力的原因而否定其英雄地位。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按时间论，陈瑞钿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个王牌飞行员。严格而论，在美国正式宣战后，陆军中第一个王牌飞行员当数 Boyd D "Buzz" Wagner 中尉，海军中第一个王牌飞行员是 Edward H. "Butch" O' Hare。在这个时间界限内，王牌榜无可争议。然而若越过此界限，将在此时间之前美国人对敌作战的贡献也包括进去的话，情况便复杂起来。除了陈瑞钿和与他一起赴华参战的华侨子弟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在 1936-1939 年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人 Frank Tinker 和 "Ajax" Baumler 等人。事实上，Frank Tinker 在 1937 年 6 月 14 日就打下了第 5 架敌机，比陈瑞钿的第一个战果还早两个月。只是（并无贬低其战绩之意），西班牙在二战期间是正式宣布的中立国，而中国是同盟国之一，且是二战的一块战场。虽然西班牙的敌人也是美国参战后予以打击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这只是从广义而言。而陈瑞钿从 1937 年就面对的敌人正是在 1941 年轰炸珍珠港的同一个敌人 — 日本帝国军队。由此而论，陈瑞钿应既是中国的英雄，也是美国的英雄。

　　虽然此观点尚未得到广泛注意，美国有关部门似乎已经认可。陈瑞钿的一些贡献在 1995 年 2 月 28 日获得承认，美国空军为表彰他在“驼峰航线”的飞行而授予他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空军勋章。陈瑞钿于 1997 年 9 月 7 日去世，在人走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照片被迎入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米德兰（Midland）的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美国空军名人堂，这位被长期忽略的美国英雄终于在美国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遗孀杨瑞芝和三千多人出席了追授仪式。最近，2008 年 3 月 5 日，美国国会批准一项提案，将俄勒冈州 Beaverton 市的一栋邮政办公楼命名为“陈瑞钿少校邮政楼”。

结语

　　虽然有关飞虎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在中国作战多年的误传逐步得到澄清，但美国人在 30 年代中的确参加中国对日空战的事实继续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们中不乏在美国参加二战前就卓然有成的王牌飞行员，许多人秉持信念，继续为盟军战胜法西斯作出贡献，为后来更多美国同胞树立榜样。这些先驱之一就是陈瑞钿 — Art Chin。他面对敌人的勇敢，他面对磨难的顽强，值得大洋两岸的所有人学习。他的故事，已在中国和美国空军及军事史上都留下了印记；他的精神，也应成为两国共享的财富。

[ 本帖最后由 zxzhu 于 2016-6-17 18: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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