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uggle withi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对待战俘的态度之凶残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异常有名的。在这些被文明世界遗忘的角落里，美军 B-29 的机组成员们或许是最不走运的一群。由于 B-29 对日本政府产生的巨大威慑和对物资人员的重大杀伤能力，使得日军通常将被俘的 B-29 机组列入“特殊范畴”之内，予以变本加厉的虐待。
在日本跳伞后，并不是所有的 B-29 机组都能够被送进战俘营，现在可以确信部分飞行员在日军抵达之前就被愤怒的日本居民杀死。而进入战俘营之后，这些机组成员还要忍受故意制造的饥饿、殴打、单独禁闭和不知何时来临的突然处死的恐怖。二战期间，在日本上空总共有 545 名盟军飞行员被俘虏（包括 B-29 机组），其中有 29 人（28 名美国人、1 名英国人）在被日军发现时已经死亡或被平民杀死；94 人在关押期间因受伤、缺乏医疗或事故死亡（其中 52 人在 1945 年 5 月 26 日 B-29 火攻东京时被炸死在东京的日陆军监狱，11 人死于广岛原子弹轰炸）。超过 132 人被日军处决，只有 290 人在日本投降后生还。这些情况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在 1945 年 8 月 29 日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被解放之前均不太明确。
在这一天被释放的 B-29 机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雷蒙德?“哈普”?哈罗兰的少尉军官。自从 1945 年 1 月 27 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以来，哈普在日军战俘营度过了噩梦般的 7 个月。然而凭借着诸多的巧遇和自身的乐观精神，他活着笑到了最后。但这一天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里讲述的是“哈普”?哈罗兰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普通人在地狱和死亡面前的奇遇、辛酸、感动和快乐，他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我，与自我斗争才是真正的取胜之道；永远不要抛弃友谊，因为友谊是一切快乐的根源。
“哈普”?哈罗兰，1944 年摄于内不拉斯加的林肯基地，他正在等候自己的 B-29
地狱之门
雷蒙德?“哈普”?哈罗兰（Raymond "Hap" Halloran）于 1922 年 2 月 4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罗克岛），是保罗?哈罗兰和捷翠德?哈罗兰（Paul & Gertrude Halloran）夫妇的爱情结晶，这对高产的夫妇另外还育有 4 个男孩（Ralph、Don、Jerry & Ken Halloran，现全部在世）。哈普在 1942 年初在俄亥俄州的戴顿（Dayton）志愿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1943 年，他在得克萨斯州学习并得到了领航员的资格；1944 年又在新墨西哥州修完了投弹手的培训课程。之后，哈普被送到坎萨斯州的 Smoky Hill 航空基地加入 B-29 机组的培训作业中，这架飞机机身番号 42-24769，属于美国陆军的 20 航空军 73 轰炸联队 499 大队 878 中队。
培训完成后，哈普即被任命为这架 B-29 的领航员，机组由 11 个充满干劲的乐天派组成，因此该机得到了一个“Rover Boys Express”的绰号，其尾翼编号为 V□27。
1944 年 12 月 20 日，“Rover boys Express”的全体机组在赛班基地合影留念。后排站立者左起：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少尉（下落不明）、机械师威利?弗朗茨少尉（阵亡）、领航员雷蒙德?“哈普”?哈罗兰少尉（生还）、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少尉（生还）、机长E?G?史密斯中尉（生还）；中排左起：机电员凯?克努佩尔下士（生还）、右舷射手罗伯特?‘波普’?霍拉蒂（阵亡）、尾炮射手塞希尔?拉特（阵亡）；前排左起：左舷射手维特?‘索尼’?巴维里（阵亡）、中部射手安索尼?‘托尼’?卢卡西维茨（阵亡）、雷达手约翰?‘蒙克’?尼克逊（生还）
1945 年 1 月 27 日，“Rover Boys Express”跟随编队一起前往日本本土，执行一次对“357 号目标”的高高空精确轰炸任务。所谓“357 号目标”是指位于东京西北郊外三鹰地区的中岛飞机公司武藏工厂，这是哈普第四次参加深入日本本土腹地的任务（前三次先后空袭了硫黄岛、名古屋和神户/明石）。而且这也可能是 73 联队最后一次单独对日本进行空袭了，因为313联队很快就要加入到轰炸东京的行动中来。但是对于各个机组来说这次行动仍旧不容乐观，因为进入 1945 年之后日军明显增强了东京周边的高射炮防御力度，而且拦截战斗机的行动也越加主动和频繁。
“357 号目标”－中岛飞机公司武藏工厂。摄于 1945 年 4 月 7 日空袭途中，高度 4,800 米
“Rover Boys Express”保持着 32,000 英尺的高度（约相当于 9,760 米）飞越日本海岸线，四周的情况看来非常平静。轰炸航程的启动参照点是非常显眼的富士山（位于东京西侧的静冈县），在雪山附近，编队盘旋进入预定线路。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没有遭到日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攻击，哈普甚至觉得这次行动会比想象中容易得多。但是，在进入轰炸航程之后日军的高射炮弹立即在机群中炸裂开来，V□27 被几枚弹片击中，不过仍旧能够跟上编队。当 B-29 飞行到距离目标 60 英里时（稍少于 100 公里），日军战斗机向编队发起凶猛的迎击。V□27 的机首部分受到严重打击，机组成员都认为这是类似日军“屠龙”型的双发战斗机使用大口径机炮（37 毫米或 50 毫米）实施的攻击。
大西信行（Nobuyuki Ohnishi）绘制的航空画“迎头攻击”，描述樫出勇的“屠龙”战斗机攻击“Rover boys Express”的一瞬间，奇怪的是背景画上了富士山。下面有哈普的签名
海法秀一绘制的航空画“一击”，描述小林雄一的“屠龙”战斗机撞击“Rover boys Express”的一瞬间，从这两幅航空画可以看出对“Rover boys Express”，现在仍有争议
Roberto Cernuda 绘制的航空画《Rover boys Express》，描述日军屠龙战斗机在富士山上空攻击“Rover boys Express”
在哈普的好友切斯特?马歇尔（Chester Marshall，原 499 轰炸大队 878 中队“Mary Ann”号 B-29 驾驶员）所著的《SKY GIANTS OVER JAPAN》一书中提供了哈普的回忆（可能引自哈普的回忆录），对这次攻击和弃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
“听到‘弃机’的命令确实吓了我一跳，突然面对着这样一种尴尬的事实令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难道就这样直接进入这片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土地吗？我顿时瘫软下来，虚脱和挫折感笼罩着我。眼看着我们的飞机渐渐地被编队抛下，我又感到了难以形容的孤独－我想大声喊‘救命’！可是即便旁边的飞机听到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于是努力控制自己，以免在这里就精神崩溃。
飞机还没有抵达目标上空，炸弹舱也没有被打开。由于敌机大口径炮弹的射击，我们的机首损伤相当严重，驾驶舱里一片狼藉、钢铁的碎片四处飞溅。机长 E?G?史密斯中尉和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少尉都被破片打成重伤，他们满脸是血，情况非常可怕。而我只是两脚受到一些轻伤。一台发动机完全失效，机械师威利?弗朗茨少尉停止了它的螺旋桨，这样我们又丧失了一部分动力，离编队越来越远了。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少尉大声要求后部的射手们报告损失情况，但是由于机内通话装置失灵、加上电气装置全部停止，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们已经彻底被编队抛下了，而且因为电气装置的停机，我们无法操作遥控机枪、等于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现在要是日本战斗机来袭击的话那天晓得我们会被打成什么样！糟糕的是，怕什么来什么，有将近 10 架到 12 架单发战斗机对我们进行了反复攻击，第一和第二发动机被打中起火，浓烟灌进了机舱里，而机首被打开的洞穴中不断地涌进刺骨的寒风，在我耳边轰轰作响。机长不顾自己身负重伤，拼命地操控着飞机，他命令机电员凯?克努佩尔下士穿过机身向射手们口头传达‘弃机’的指令。就在克努佩尔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和机械师一起打开了炸弹舱，本来是想把炸弹都扔下去，但是我们发现舱门无法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投弹会导致炸弹击中半开的舱门引起爆炸，结果我们只得一枚炸弹都不投。
“Rover boys Express”在东京上空最后的留影，可看到发动机的损伤情况。照片左上角有哈普的签名，写与 1995 年 8 月 8 日重游塞班岛基地之时
正规的跳伞途径是从前起落架舱爬出去，但是由于第一次攻击所造成的伤害，这个舱门无法打开。现在只能选择从炸弹舱里的挂弹架和炸弹之间小心地爬出去跳伞了。我往下瞅了一眼，妈呀！我们正在东京湾上空飞行，水面泛起的粼光令我一阵晕眩。上帝可以证明，我不会游泳！
机电员向三名射手和雷达手传达了跳伞的指令，但是当他打开已经增压的尾部炮塔舱门之后，发现尾炮射手塞希尔?拉特已经趴在瞄准器上悲惨地死去了。他回到驾驶舱向机长报告了拉特的死讯，这个时候，雷达手约翰?‘蒙克’?尼克逊、中部射手安索尼?‘托尼’?卢卡西维茨、左舷射手维特?‘索尼’?巴维里和右舷射手罗伯特?‘波普’?霍拉蒂应该都从炸弹舱安全跳伞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而机长仍在不停地重复着‘快跳，快跳！’，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也跳出去了。轮到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和机械师威利?弗朗茨脱离了，我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地面上见。’我们当时这样互相祝福，两人滑进炸弹舱的缝隙里消失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而我的潜意识中还对返回基地抱有一丝幻想，换句话说，我很害怕在日本上空跳伞。而且这时候我找不到降落伞了，因为我嫌这种放在胸前的降落伞包太碍事，通常都是把它放在领航员的桌子下边，可是今天却偏偏找不到了！这还了得，急得我跪在地上乱摸，结果克努佩尔在放收发机的台子下边找到了我的伞包，他把伞包递给我，说了声‘再见’就安全跳伞了。
我站在机长后边，现在只剩下两个活人了。史密斯中尉喊道：
‘哈普你快跳吧，这里马上要炸了！’
我不跳！下面还是绵延不断的海面，我可不想淹死在这里。我想说不定过几秒钟就能看到陆地了呢，这时候我的肚子突然在召唤食物了，于是我撕开一包三明治大嚼特嚼。现在驾驶舱里的温度和高空 25,000 英尺（约 7,600 米）一样是华氏零下 57 度（相当于摄氏零下约 49 度），极为寒冷。我脱掉手套在金属架子上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被冻在了金属表面上，于是我就硬扯，结果撕掉了一块皮。
‘再不跳不行了！’机长再次冲我吼道，这时又有一队敌军战斗机在向我们接近。我终于决定了，不能死在飞机里，我要赌一把，在地面上试试我的运气！我钻进炸弹舱，在炸弹之间小心地移动身体，终于完美地把 212 磅重的躯壳抛进了空中。机长最后也安全地跳了出来，“Rover Boys Express”载着拉特的遗体消失在远方。”
1945 年 1 月 24 日，哈普的母亲从美国辛辛那提寄出的家信，1 月 27 日由于哈普在东京被击落而退回
异乡
这次空袭的损失情况很快被传回起飞地点－塞班岛。73 联队报称在东京上空遭到多达 900 次以上的战斗机攻击，但是损失仍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5 架 B-29 被击落。其中至少有一架是被日军飞机自杀性撞击而坠落。而哈普显然没有做好高空跳伞的准备，他身上只穿着工作服、套着有翻毛领的夹克，另外有一双内侧附毛皮的靴子。哈普接着回忆道：
“我那时候应该是接近失去意识了，在稀薄空气中向大地坠落的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一些幻觉。氧气瓶都扔在飞机上了，我迟迟没有去拉开伞的控制索，因为我自信自己暂时还不会人事不省。手枪和枪套也放在飞机上了，我可不想自杀，要是下面的日本人敢揍我，我就和他们干一架！
大约下落到距离地面 5,000 英尺的高度（约 1,500 米），我集中全力拉下手动索－一次猛烈的冲击之后，我感觉下落速度明显减慢了，不过我的一只靴子却飞掉了。不管怎么说，气温仍旧非常低，我被寒冷和精神打击弄得几乎麻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发现大约 700～800 米远的距离上，有 3 架日军战斗机正在向我接近！这下可糟透了。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机枪的轰鸣和子弹穿过肉体的痛楚。它们飞到我的身边，却没有开火，而是围着我打转。我觉得眼睛有点花，不过我似乎看到机舱里的人在向我挥手。‘不可能吧？’我这样说服了自己。日机编队围着我盘旋了两圈之后，其中 2 架飞向远方，而最后一架则向我这边靠近。
'想干什么？'我很紧张，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清楚地看到机舱里的那个飞行员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当时两手都在操作降落伞，赶紧腾出一只手、抬起头向他回了个礼。他打了个盘旋就飞走了，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笑容。
希望和勇气顿时涌上我的头顶，无论如何这次相遇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而我再次见到这位同行是在五十六年之后的事了。”
然而地面上显然缺乏这样的热情（或者说是同情），哈普落地数分钟之内，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居民聚集到他周围。这时候哈普还没有从极度寒冷带来的痛苦中恢复，日本人起先小心翼翼，慢慢地向他靠近，象看火星人那样盯着他。哈普总算把降落伞解了下来，最靠近他的日本人以为他有武器，吓得猛向后退，引起了一些骚动。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明白面前的美国兵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胆子立即大了起来，他们一哄而上对哈普一顿暴打。哈普感觉自己挨了不少棒子、踢打和石块，他干脆趴在地上保护着自己身体的重要部位。这时他又听到了几声大声的呵斥，居民立即散开向后退去了。看来是日本军队赶到了此地，日军把居民赶得远远的，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让开一条路。那个军官用手枪顶着哈普的头，他再次感到莫名的绝望。然而枪还是没有响，日本军官打了几个手势命令哈普把救生衣和夹克脱掉。由于双手的冻伤，哈普的动作显得稍微慢了些，这立即招来了日军的踢打，不过他最后还是坚持着解掉了救生衣。日军绑住哈普的手脚，把他蒙上眼睛丢进一辆卡车。卡车行驶了一会又停下了，一阵喧嚣之后又有人被扔了进来。这应该也是落难的 B-29 机组的弟兄，但是由于禁止交谈，哈普无法知道他是谁，不过这个弟兄一直在呻吟着，看来他要么是战斗中负了伤、要么就是挨了居民的揍。
To live
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哈普被带下车进行审问，他第一次体验到日军对 B-29 飞行员的“特殊待遇”。我们接着看他的回忆：
“我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后摘掉了蒙眼的布条，这里看上去象是战斗机驾驶员的作战演习室，因为有大约 12 个身穿飞行服的人聚集在那里。押送我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用手势命令我呆着别动，然后大概是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于是日本飞行员马上围拢在我身边，指手画脚、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们最后指着我的靴子开始大笑，说到这靴子，还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怎么说呢，几星期前我只不过为了与众不同，就把靴子涂成了金色。这帮日本人大概是从没见过穿金靴子的美国飞行员，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大人物了呢！其中一个飞行员打开我的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来 10 根口香糖，这些口香糖原本是我准备在海面迫降的时候消磨时间用的。那个小偷把口香糖举起来向他的同僚们摇晃，闪闪发光的红色糖纸显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日本飞行员们象一群饥饿的老鼠一样蜂拥而上，开始分赃。
当飞行员们为了口香糖你争我夺的时候，我被带到了审讯室，第一次体验到今后将成为牢狱生活一部分的粗暴殴打。
审讯室布置得很像老式美国电影里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正中摆了一张桌子，我对面坐着两个会说英语的审讯员，他们拿一个灯泡照着我的脸，开始审问：‘你说！你的靴子是怎么回事？’我努力解释，试图让他们明白这只靴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不过是在塞班岛的时候随手乱涂而已。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出生地点、学校等事宜，绝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 B-29 和塞班岛的情况上。在记录了我的训练履历之后，问题又回到了那只金靴子上。或许是我的回答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我挨了很多耳光，看守还用枪托猛击我的腹部。殴打和审讯结束后，我又被蒙上眼睛押往别处，那位一起来的难友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卡车大约又行驶了 30 到 40 分钟才猛然停了下来，眼罩拿掉之后我发现卡车停在一个繁华商业区的街角，看守招招手示意我下车站在路边。有趣的是，这里的人恐怕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从身边走过时都向我点头哈腰。
这大概是让我开开眼界吧，看了半个小时的风景之后我又被押上卡车，到了晚上才抵达关押地点。这里距离宫城（当时东京中心地带）以北大约两个街区的距离，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Kenpeidai Prison）。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和其他的美国战俘完全隔绝，所以我暂时无法知道机组里其他弟兄的下落。小屋宽约 4 英尺（1.2 米）、长约 7 英尺半（2.3 米），自然没有暖气和水管，更没有卫生设施。只给我两条毛毯作为被子和垫子，在发毛毯的时候，看守还要求我跳一个踢踏舞给他看。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
我在宪兵队监狱中度过了难熬的 67 天。每天能够得到三顿饭，其实每餐只有一碗米饭（与其说是碗不如说是杯子更合适），有的时候这“饭”甚至比汤还要稀。我也只能偶尔和两个会说英语的看守交谈一下，他们就是第一次担任审判的那两个。每天必有的审讯是我唯一的运动，而且我必须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到审讯室，每次审问都是以枪托猛击我的腹部而结束。因此我的健康状况迅速地恶化，伤口溃烂化脓，牢房里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狈不堪。我被命令头朝着房门一侧睡觉，这样有些讨厌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枪托敲我的头，影响我的睡眠。特别是在 B-29 轰炸东京的高峰期间，这种恶作剧几乎天天上演。而且监狱旁边还设有一个防空阵地，高射炮发出的巨响和震动同样使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同情战俘的看守（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里度过空袭之夜的时候，时常在为天空中战斗的弟兄们担心，而且我也很怀疑 B-29 究竟能给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宪兵队的监狱没有吃过炸弹，所以我更加无法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 年 3 月 9 日晚上，大群的‘超级空中堡垒’从低空进入了东京。这次空袭的效果异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 月 9 日夜间，监狱外边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和恐惧的悲鸣把我从梦乡中惊醒，我听到了爆炸的轰响，接着有几架飞机在低空从牢房顶上掠过。我起初认为这些是日本飞机，但是当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我们的 B-29！更多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和惨叫彻夜不绝于耳。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市区的混乱，街区中窜起无数的火龙卷，它们迅速地聚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从牢房里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烧一般的恐怖。
但是很快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烧死，此外，我也吃不准那些被激怒的居民是否会冲进监狱把我们都杀掉。一想起这些我就非常害怕，不过我更坚信我的战友们会最终用这种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然而第二天早上又传来了坏消息：一个看守告诉我，昨天晚上的空袭杀死了极多的东京市民，日本军队可能会开始处决战俘中的 B-29 乘员来进行报复，于是我的士气一下子又变得低落了。不过，日军命令在 4 月 1 日之前必须把战俘移出宪兵队，看来 B-29 的空袭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忘记对 3 月 9 日的大空袭进行报复，不巧的是火气出在我头上。
4 月 1 日，我被押到上野动物园。在那里日军脱光了我的衣服，把我关在笼子里象动物一样展出。我浑身肮脏不堪，头发胡子披在脸上，我想那些来参观的市民大概以为我是哪里运来的奇特猴子吧。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我战俘生活中最屈辱的时刻。但是，这并不能消灭我生存的意志，我要感谢动物园里的一个旁观者－那是一只总是站在笼子外边的秃鹰，它似乎在对我说：‘你快死掉吧！’每次它这样盯着我的时候我就冲着它大吐脏字：‘见你的鬼去，老子才不会死哪！你别想吃掉我。’”
Welcome Home
哈普继续着他的回忆：
“1945 年 4 月 3 日，宪兵队监狱里的全部战俘都被转送到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OMORI Camp）。这时我的体重减轻了 87 磅，也就是说从原来的 212 磅（96 公斤）减少到 125 磅（57 公斤），连走路都十分吃力。36 名战俘中有 32 个是 B-29 机组成员，另有 4 个其他部队的。我在大森遇到了‘Rover Boys Express’的 4 名弟兄：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和雷达手尼克逊，他们和我一样皮包骨头、头发胡子乱成一团。除了空中阵亡的拉特之外，另外 5 名弟兄的下落仍旧不明。
通向大森战俘营的桥，照片上有哈普的签名
在大森，战俘的待遇多少得到了改善。我们至少能够同甘共苦，交流的机会很多，而且能够作一定的运动。我们 B-29 的机组成员似乎聚集成一个小团体，在解放之前，经常和其他战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战俘营里还关押着几位高级军官：比如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的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指挥官理查德?金上校、和金上校一起被俘的 73 联队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还有 58 联队 462 轰炸大队的理查德?克米盖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飞行员‘帕比’?波音顿中校也被关在这里。后来，布莱克上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转移到我的宿舍里，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我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在战胜之后，比我早回国的金上校还特地到我俄亥俄的家中，去告诉我的妈妈：她的儿子快要回来了。
而且，在这里我们被允许短时间地出门散步，到了 5 月，我们还开垦了自己的菜地。到户外收集垃圾也是战俘必须完成的工作，于是我们成立了专门收集看守丢弃的烟头的‘烟草委员会’，平时捡到的烟头都要上交给委员会保管，由委员长负责将里面的烟丝抽出并且重新卷成香烟。每次吸烟就像是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在 36 名战俘中有 32 杆烟枪，大家集体围坐成一个圆圈，第一个人拿到香烟后吸一口、就向下传，这样一圈圈地转下来。公平是这项仪式的要素，谁要是不自觉吸的时间太长，就要受到处分－通常是剥夺一次吸烟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冲突，我是不吸烟的，而老烟枪会抱怨我们不抽烟的人捡回来的烟草里有狗粪。同样，食物的分配也遵循着严格的规定：当每天的食物分配下来之后，餐饮负责人们就会慎重地清点饭粒的数量，然后按人数进行分配。每次吃饭吞咽饭粒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这样可以防止有些人恋恋不舍地嚼饭粒子而倒别人的胃口，当然也有些弟兄喜欢囫囵吞枣。
战俘之间的交流话题很多，但是最后总会转移到食物上来，比如‘一筐面包应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之类，这通常会引起一场热烈非凡的大讨论。
8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突然有 B-29 飞过战俘营上空，它投下了物资和传单。从传单上我们得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赢了！8 月 29 日，哈罗德?斯塔森中校指挥的一艘步兵登陆艇停泊在大森附近。我们被移送到医疗船“仁爱号”上，在船上的第 2 个晚上，哈尔西将军亲自来探望我。“仁爱号”停泊在东京湾的几天里，我们接受了一些初步治疗，而当 9 月 2 日日本代表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时候，我们也在旁边的“仁爱号”上观看。数天之后，一架 C-54 运输机把我送到了田纳西州，然后我乘火车回到辛辛那提老家和家人们重聚。但是我没有在家里逗留很久，之后就被送到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 White Sulphur Springs 的一家军方医院，在那里我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了健康。”
日本投降后，美军 B-29 轰炸机航拍的大森战俘营。上面的房屋顶上写着“谢谢，大森”（？），右边的房屋顶上写着“‘帕比’?波音顿被关在这里！”
“解放日”，大森战俘营的美军战俘等待友军的到来，头上画圈的是哈普
第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的 B-29 机长罗伯特?戈尔斯维奇少校（左）和哈普（右），戈尔斯维奇于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被撞落。照片摄于 1945 年 10 月 21 日的檀香山，当时他们正在回国途中
医疗船“仁爱号”（Benevolence）
哈普的战争
哈普?哈罗兰在恢复了正常体重之后，于 1946 年退役进入罗克岛铁路运输公司工作。然而他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1948 年初，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市民团体邀请哈普参加一个征文活动，这项征文面向二战期间所有在得克萨斯州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兵，主题是《是什么让我讨厌得克萨斯》。哈普立即回想起受训期间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在得克萨斯训练期间，哈普等新兵曾遭到上级故意的虐待，这在美军中是司空见惯的，不论过去或现在），他那幽默诙谐的文稿立即被评委会评为获奖作品，节选如下：
“……从 1943 年 2 月来到得克萨斯直到 12 月离开，得克萨斯在我的印象里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的气候、它的土地、它的天空，都给我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我在得克萨斯州所有 4 个陆军基地都呆过，在 11 个月的训练期间，陪伴我的只有寒冷、冰雹、暴雨、砂风、泥土和难以忍受的酷暑，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个恐龙乐园，连一个美女都找不到。于是我一直不理解，陆军为什么非要在得克萨斯训练新兵？
在东京上空被击落跳伞之后，我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度过了 7 个月 2 天又 9 个小时的人生，在这段艰苦而困难的时期我一直在感谢得克萨斯的经历。正因为我熬过了得克萨斯的地狱，才能在战俘营这个新地狱里坚持着高度的自信和努力。”
评委会许诺无论如何将给予哈普应得的补偿，而豪爽的得克萨斯人的回答是：“OKAY，让那家伙再来一次，我们保证给他真正的、非军事的欢迎。”
哈普如约而至，那次欢迎会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或许只有 33 年之后从伊朗回国的美国人质才能再次感受如此盛情的款待吧。得克萨斯州的头面人物都来车站欢迎哈普，他旋风般地游历了全州各大城市，各类商号和社团赠送的礼物几乎把他埋了起来。在宴会上，现任得克萨斯小姐率领大群的美女包围了这位贵客，他还得到了一头种牛。从他公司经营的铁路回到芝加哥车站之后，哈普象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在大批友人和支持者的注视下走出了列车。他谈及对这次旅途的感想时，说道：“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得克萨斯人引以为荣的个人精神、进取心和幽默感。”
1958 年，哈普离开铁路货运行业，进入全美最大的公路货运企业－联合公路货运公司（Consolidated Freightways），凭借着勤劳、热情和执着，哈普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进入了公司董事会，并且在 1999 年荣任公司副总裁一职。
但是，战争和战俘的遭遇给哈普留下了可怕的灰色记忆，在退役后的 39 年中他始终忍受着梦魇的折磨。平均每个星期，他都要作两次类似的噩梦，他的家人也为此而烦恼。直到 1984 年哈普决定彻底和过去做一次清算，地点，自然是地球的另一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1985 年 9 月，哈普如愿以偿，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在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帮助下，他会见了 1945 年 1 月 27 日击落“Rover Boys Express”的日本飞行员－退役陆军大尉樫出勇（Capt Kashiide Isamu）和日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参加见面会的还有包括小林金幸在内的两名同情美军战俘的原日本看守，这是一次富有人情味和友好的会面。1989 年和 1999 年，哈普多次访问日本。通过与往日敌人的相遇和交谈，哈普心灵的创伤渐渐愈合了。当 1988 年他得知樫出勇的健康状况恶化时，立即给这个击落自己的人写去一封鼓励信。“飞行员们喜欢这些鼓励。”哈普说道：“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激励。”
1985 年 9 月在日本大使馆的一次会见，左起：樫出勇、哈普、坂井三郎
哈普和坂井三郎在高尔夫球场一决高低
Happy End
而哈普一直在惦记着一位老朋友，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不用说，那自然是在空中向他敬礼的日军飞行员－海法秀一伍长（Hideichi Kaihou，伍长相当于下士）。
那一天飞来的 3 架日军飞机都是固定式起落架的二式高级武装教练机（单发），属于千叶县（东京以东）的横芝机场的日陆军第 39 教育飞行队。驾驶员是飞行队教官大石代三郎少尉和两名助教：森胁公之伍长和海法秀一伍长。现在三人中只有海法秀一还在世，他回忆道：当天三架飞机在千叶县香取海军机场附近的沼泽地练习投掷一种被称为“タ弹”（ta bomb）的磷性弹，下午训练结束之后编队在返回基地途中发现了一叶降落伞。编队为了给美国飞行员指示最近的正规军所在地，向东北东快速飞行，以逆时针旋转希望他能够注意到。当看到地面的居民开始聚集的时候，大石少尉在完成两次盘旋之后飞走，向哈普挥手的是森胁伍长，他随后也跟随长机而去。海法伍长在第二次盘旋时，向哈普致以军礼，祝他好运。或许这也是由于他的上司－第 39 教育飞行队队长绵部彻夫少佐的日常教育所致，绵部在训练中时常告诫手下的飞行员：“对跳伞的敌军飞行员，不应该用机枪和机翼予以杀害。不要光想着武士道武士道的，也要多学习西方的骑士精神！”（绵部生于 1916 年，此人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一个地勤整备兵一直升到飞行队长，现居住在佐贺县唐津市）
海法秀一，1925 年 1 月 23 日生于东京深川佐贺町，日陆军少年飞行学校第 13 期学生，二战期间在日陆军第 39 教育飞行队/迎击中队作为飞行军曹和美军 P-51、F6F 和 B-29 作战，战争末期在驾驶武装教练机时遭遇 4 架美国海军的 F6F“泼妇”战斗机，海法的飞机被打成重伤坠落在一个神社里。很偶然，那个神社名为“海保神社”（Kaihou Jinja，日语中“海法”和“海保”发音相同），神主（祭司）的夫人和女儿把海法秀一救出飞机。战后，海法和神主的女儿结婚，他本人亦自嘲道：“谢谢格鲁曼飞机和神仙，给我找到了老婆。”海法秀一在战败后进入日本中央航空株式会社运行部担任民用飞机驾驶员和飞行教官，总飞行时间为 1 万 9 千小时。退休之后，他成为航空画家。
2000 年 10 月 23 日，哈普和海法秀一在海法宅会见，照片里他们展示的是是海法秀一的航空画
海法秀一
哈普一直在寻找着那个记忆中的影子，他回忆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在每一次接受采访、进行演讲和出版书籍，我都会提到这次敬礼，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位伟大的敌军飞行员的骑士行为。1945 年 1 月 27 日，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空、在我快要放弃一切的时候，他给了我希望。最近几年中，我和日本的战史研究家通过传真和网络交换了大量关于 B-29 的资料情报。在 2000 年春天我在演讲中再次提到那次敬礼之后，一个爱好研究二次大战航空史的人和我联系，他告诉我他知道那个飞行员是谁，并且讲述了海法先生的事情。这正是我一直在找的！经过和日本方面的核对，证明他是正确的。
在经过和海法先生多次信件来往之后，我决定了，我要再去日本一次，为了他五十六年前的高尚行为而向他道谢。
2000 年 10 月 23 日，我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在这一天，我来到了东京以东的千叶县船桥市海法先生之子的住宅，我见到了他！我立即和他拥抱，向他高贵的行为表示感谢。今年，他75岁、我78岁，活下来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1945 年 1 月 27 日和 2000 年 10 月 23 日，对我来说都是永久的记忆。”
平静的天空
会见了海法秀一之后，哈普还要完成一项夙愿－在“Rover Boys Express”的 11 名机组成员中，只有领航员（他本人）、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雷达手尼克逊活着回到了美国，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实。哈普想知道“Rover Boys Express”究竟坠落在什么地方。2000 年的上半年，经过和日本的研究者频繁地交换资料和查证，哈普终于得到了答案：他们的爱机于 1945 年 1 月 27 日坠落在日本茨城县鹿岛郡息栖村（现改名为“神栖町”），地点靠近战时的日海军神之池机场。
日本东京的报纸登载的“Rover boys Express”的残骸
2000 年 10 月 24 日，在与海法秀一会面之后的第二天，哈普前往距离东京以东约 60 英里、靠近太平洋海岸的神栖町。在神栖町历史民俗资料馆中，所有还在世的当时坠机的目击者举办了一个欢迎仪式。引用哈普在同一天的日记：
“……我首先说明了事件的背景，然后目击者们逐个谈了当天所看到的情况。我提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关于飞机的情况。会谈中友好的气氛打消了我原有的顾虑。
之后，我们驱车前往数英里之外的坠机现场。战后，这里已经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巨大的工业地带。目击者们回忆：当时他们看到一架巨大的飞机被日本战斗机追逐着出现在村子西南面的空中，它拖着浓烟、不断丧失着高度向东北方向的海面飞去。突然，飞机向西偏转急速下落，最后机身撞击在居切浜（地名）松林中一座神社的鸟居上发生爆炸（鸟居：日本神社门口类似牌坊的建筑），整架飞机随即坠地燃烧。有 7 所房屋被烧毁，地面上有超过 7 人死亡。有一名目击者说他在现场看到 3 名机组成员的尸体。这或许就是战争带来的现实吧。
“Rover boys Express”的坠落地点，由哈普摄于 2000 年 10 月 24 日傍晚
神栖町的地图，用大红圈画出的“息栖村”是“Rover boys Express”坠落地点
我希望一个人逗留一会儿，所以陪同人员先行解散了。我独自一人，那天的情景在我脑中闪现，‘Rover Boys Express’的好兄弟们仿佛在我面前走过。我为那一天所有没能回到故乡的人们祈祷，快乐的日子历历在目－我们十一个人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们互相信任、出色地完成工作，直到那一天，一切都结束了。
我抬头向西南的天空望去－五十六年前，我们的‘Rover Boys Express’从那里飞向了自己永远的终点。黄昏的天空美如诗画，无数白色的碎云在夕阳的映照下绚烂缤纷，它们无忧无虑地飘舞着，似乎在向我微笑。
我静静地离开了。”
一点感想
最近，为了确认一年多前网友贴在战争的艺术 BBS 上的一张航空画，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张画绘制的是樫出勇的“屠龙”战斗机攻击“Rover Boys Express”的情景（就是大西信行绘制的那张），在转换了搜寻的话题之后却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哈普的非凡经历，因此，我希望尽可能地把这个令人激动的故事在这里表达出来，同时非常感谢杨威利和 Mars 两位老友在成文过程中的帮助指点。
哈普的故事并没有结束，15 年来，他不断地在公司、学校等场合进行演讲－他希望能与大众分享自己的感受，鼓励那些处于人生低谷的人们与自我斗争。这些演讲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哈普的精神无疑是极具感染力的，曾经有一位为自己不能离开轮椅而对人生沮丧的妇女在听到了哈普的故事后前去拜访他，并且告诉他：“我要继续我的生活，我一定要活下去！”然而，无论如何，哈普并不是在美化那场战争，“我永远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他评价道：“但是，那种经历确实给了我一种难以剥夺的自信，使我坚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联合公路货运公司副总裁哈普?哈罗兰近影
哈普开设了自己的个人网站（http://www.haphalloran.com），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留言和这位传奇人物进行交流。1998 年，哈普和好友切斯特?马歇尔先生合作出版了自传，书名就叫做：
《Hap’s War》
哈普和好友切斯特?马歇尔先生展示合作出版的自传《Hap's War》
参考文献：
NEKO PUBLISHING：《SKY GIANTS OVER JAPAN》日译增补本《B-29 日本爆撃 30 回の実録》，原著切斯特?马歇尔，译者高木晃治。
Osprey：《Japanese Army Air Force Aces 1937～1945》，作者 Henry Sakaida
文林堂：世界的杰作机 No.21－《陆军 2 式复座战斗机“屠龙”》，作者秋本实、野原茂etc
原书房：《日本防空战－陆军篇》，作者渡边洋二
出版社不详：《东京空爆》，作者不详（买不起，书店里蹭着看完的）
哈普的战争 附录
73 联队损失情况
1945 年 1 月 27 日，美国第 73 联队出动 64 架 B-29 轰炸机对东京的空袭中，于日本本土被击落 5 架－其中 1 架为日陆军第 244 飞行战队队长小林照彦大尉（Capt Kobayashi Teruhiko）驾驶キ61“飞燕”（Ki61，三式战斗机）采取空中撞击的方式击落，小林生还。另有 2 架 B-29 中弹后在海面上迫降，但是机组全部阵亡。2 架 B-29 在飞回塞班岛的基地后报废，共计损失 9 架。哈普?拉罗兰先生搭乘的 499 大队 878 中队的 V□27 号机“Rover Boys Express”的坠落被后续的 879 中队 V□41 号机尾部射手威廉?R?缪伦确认，缪伦报称“V□27 号机于 1510 时坠机，地点在北浦之南”。
谁击落了“Rover Boys Express”
一直以来公认 1945 年 1 月 27 日击落“Rover Boys Express”的日军飞行员是从山口县小月机场起飞的日陆军第 4 飞行战队第 2 中队的樫出勇大尉。根据哈普的回忆，当天他的飞机遭到日军“屠龙”战斗机（二式复战，“复战”即双座战斗机）从前上方发起的攻击，机首被击伤、电气系统被切断，这次攻击发生在距离三鹰地区以西约 15 英里上空，这是一次致命伤害，在遭到了 10 余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之后 B-29 坠落。但是，当切斯特?马歇尔先生的《SKY GIANTS OVER JAPAN》一书被翻译成日文版本时，译者高木晃治先生（Mr. Takaki Kouji）对第 4 战队的战历进行调查后发现或许这并不是事实，根据原第 4 战队指挥官小林元二少佐的证词，1945 年 1 月 27 日当天该战队没有起飞迎战 B-29。当时另一支担任东京防空的部队－第 10 飞行师团的战报中亦没有提及有关 V□27 号机“Rover Boys Express”的记录。
而同一天，日陆军“常陆教导飞行师团”的小林雄一军曹在船桥市上空驾驶“屠龙”战斗机撞落了一架 B-29 轰炸机，小林当场死亡。目前，这是第二种 “Rover Boys Express”被击落的说法。
不过，在 2000 年，为了翻译亨利?境田先生（Mr. Henry Sakaida，第三代日裔美国人，航空史学家）的《Japanese Army Air Force Aces 1937～1945》一书，译者梅本弘先生（Mr. Umemoto Hiroshi）和哈普?哈罗兰先生取得了联系，哈普否认“Rover Boys Express”遭到了日机的撞击，他回忆道：“那正是我们的吃饭时间，一架日军战斗机突然出现，只用了一发炮弹就给了我们致命的伤害。”
所以目前无法明确知道，究竟是谁击落了“Rover Boys Express”。
樫出勇其人
日陆军大尉樫出勇（Capt Kashiide Isamu），1915 年生于日本新泻县。1934 年 2 月入所泽飞行学校，同年 11 月毕业后进入飞行第11连队服役。
二战时期的樫出勇在战斗机前，身穿高空作战使用的电热航空服
1938 年 7 月被派遣到侵华战场，服役于侵占中国北方的第 59 飞行战队，从没有和中国空军交战过。1939 年 9 月樫出勇配备九七式战斗机后派遣到苏蒙边境哈拉哈河和苏军交战，击落 I-16 战斗机 7 架。之后在中国汉口驻扎，1940 年春季，转到第 4 飞行战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经随队前往台湾。升任飞曹长的樫出勇没有参加第 4 战队进攻菲律宾的战斗，而是回到国内山口县的小月基地，进入航空军官学校。第 4 战队装备キ45 改（Ki-45）“屠龙”战斗机。（二式复战）
1944 年 6 月 15 日/16 日夜间，从中国起飞的 B-29 机群首次对日本进行轰炸，目标是八幡市的钢铁厂，樫出勇中尉担任迎击。战斗结束后，他报称自己“击落 2 架 B-29、另一架无法确认是否坠落”。8 月 20 日昼间空袭之后，樫出勇又报称击落 3 架 B-29、击伤 3 架。
根据美军资料，1944 年 8 月 20 日/21 日空袭八幡市钢铁厂之战损失 B-29 共 14 架，其中在飞往前线起飞机场途中事故损失 1 架、起飞时坠落 1 架、被高射炮击落 1 架、被日军空中投掷炸弹击落 1 架、被自杀撞击击落 1 架、和被撞落的友机相撞损失 1 架、引擎卡壳损失 2 架、燃料不足损失 1 架、另外 5 架原因不明。击伤情况：被高射炮击伤 8 架、被战斗机击伤 4 架。
樫出勇在战后叙述自己的对 B-29 战斗方法：“……在 1,000 米距离之内进入接敌运动，B-29 装有 13 门以上的枪炮，其中有 10 门会同时对准你。如果被曳光弹包围，就闭上眼睛数 3 下。睁开眼睛的时候，敌机（B-29）应该在 200 米距离以内了，在 150 的时候瞄准，100 的时候压下机身，80 的时候开火，然后马上俯冲脱离。”
1945 年 5 月8日樫出勇从第 16 方面军司令横山勇手中得到所谓“武功勋章”（日军二战末期的最高勋章）。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当广岛和长崎在原子弹的打击下化为灰烬之时，樫出勇都在空中观看了轰炸的全过程。
樫出勇称自己曾击落 26 架B-29（自称总战绩 33 架），被称为“B-29 击坠王”。这在同一部队的飞行员之间亦引起很大争议。日军飞行员普遍认为，击落 B-29 是异常困难的（cliffx 小声：这就证明了多炮塔飞行器的所向披靡……）。因此，现在一般公认他只击落过不超过 7 架 B-29。
“Rover Boys Express”的安魂曲
“Rover Boys Express”的 11 位机组成员中，只有 5 位活着回到了美国。哈普一直在寻找另外 6 位战友的下落。在战争结束 50 年之后，他才从美国国立公文馆中得到了相关资料。
根据一名日本宪兵队成员的证词，当天共有 6 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其中 5 名被日海军神之池机场的海军航空队人员拘押，后移交给土浦宪兵队潮来分遣队，在当天夜间就送到东京宪兵队本部。根据哈普的回忆，他并不是和这 5 人一起被带往东京。在 6 名被拘押的机组成员中，领航员哈罗兰（哈普）、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雷达手尼克逊生还，投弹手格雷斯失踪。
和哈普的记忆不同，除了空中阵亡的尾部射手拉特之外，中部射手卢卡西维茨、左舷射手巴维里和右舷射手霍拉蒂都没有跳伞，而是和飞机一起坠落身亡，机械师弗朗茨在被日军发现时已经死亡，日军称他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身亡，但是美军调查后不排除被当地居民杀害的可能。他们五人被就地掩埋，遗骸于 1945 年 12 月 18 日被美军发掘回收，移送到位于横滨的美国航空队基地，后被送回美国安葬。
然而投弹手格雷斯目前仍下落不明。
金上校的座机
哈普在大森战俘营结识的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指挥官理查德?金上校于 1944 年 12 月 3 日乘坐由罗伯特?戈尔斯维奇少校任机长的 B-29 轰炸机飞抵东京上空执行任务时，遭到从东京西郊调布机场起飞的日陆军第 244 飞行战队队长小林照彦大尉的“飞燕”战斗机正面射击而遭受致命伤，小林座机和金上校的 B-29 在空中相撞，小林跳伞逃生（也有说法是 B-29 的反击炮火击伤小林座机，小林迫降）。之后，从松户机场起飞的日陆军第 53 飞行战队的泽本政美军曹驾驶“屠龙”战斗机对金上校座机再次进行撞击，B-29 最后坠毁在千叶县香取郡神代村，8 名机组成员被俘（其中 3 名负重伤），战后只有 3 人生还（戈尔斯维奇少校、金上校和另一名机组成员，布莱克上校死于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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